番外:杨静怡——我弄丢了我自己(1/2)
2002年4月17日,深夜。
京都,五星级酒店。
我站在酒店楼下,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
箱子很重,里面装着梦想集团押注的拳头产品,P1项目的核心研发资料。
明天就是梦想集团的第二次重组会议。
父亲杨远清被捕了,这辈子,出来无望。
爷爷杨守业在重症监护室,时日无多。
梦想集团在杨帆的步步紧逼下,马上就要改弦易张。
而我——
我将一无所有。
所以我选择为自己拼一把,拼最后一把。
电梯上行的三十秒里,我看着镜面墙壁里的自己。
高跟鞋,香奈儿套装,珍珠耳环。还是那副精英模样。
可我知道,这副皮囊
像一只被掏空的蚌,只剩下坚硬的壳,和里面那点可怜的、发臭的软肉。
镜子里的人对我扯了下嘴角,那弧度得体,却毫无温度。
我移开视线,不敢再看她。
——
我叫杨静怡。
出生在杨家,母亲是京都赵家的女儿,叫宋清欢。
父亲是梦想集团的董事长,叫杨远清。
这个开局,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算得上含着金汤匙。
我小时候住的房间,比别人的房子还大,房间里摆着一架三角钢琴,虽然我从来不会弹。
来家里做客的人弯着腰跟我说话,嘴里说着大小姐真漂亮、大小姐真聪明。
我听多了,就信了。
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围着我转的,所有人都该对我低头。
六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公司。
我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父亲坐在长桌的一端,所有人都对他低着头。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没人敢插嘴。
他每说一句,就有人点头,有人拿笔飞快地记,有人诚惶诚恐地应。
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威风。
也是那一刻,我决定了一件事。
总有一天,我也要坐上去。
坐上那个位置。
——
十二岁那年,我的人生被劈成了两半。
先是弟弟丢了,接着后来母亲疯了似的到处找。
再后来,母亲不哭了,不闹了,安静了,可她却死了。
怎么死的,家里没人告诉我,只说是意外。
我站在葬礼上,穿着一身黑衣,看着母亲的遗像,胸口像被人掏空了一块。
父亲站在我身边,他对我说:你是长女,以后要撑起这个家。
我努力点了点头。
那年我十二岁,咬着嘴唇,把眼泪咽回去。
可是葬礼第二天。
父亲领着一个女人进了门,身后跟着一个跟杨帆同龄的男孩。
女人叫薛玲荣,男孩叫杨旭。
父亲站在客厅里,平静地宣布:以后她就是你妈。
我不理解。
不理解一个昨天在葬礼上痛哭流涕的人,为什么转头就让我喊别人妈。
我站在楼梯上,看着父亲,看着那个女人,看着那个男孩。
他们站在客厅中间,像一张全家福。
而我和杨静姝,就这么站到了画面之外。
那天晚上。
我坐在自己房间里,把母亲的照片从相框里取出来,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母亲笑着,眼睛弯弯的,嘴角有浅浅的梨涡。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玻璃面又凉又滑。
然后我把照片锁进了抽屉。
我没有哭,因为哭没有用。
母亲已经死了,弟弟找不到了,父亲领了别的女人进门。
从今往后,这个家没有人会护着我和妹妹,也没有人会替我做主。
我要学的是怎么活下去。
找到弟弟,照顾好妹妹。
——
一个月后,警察来家里,说杨帆彻底找不到了。
我听警察说完,然后转过身,上楼收拾行李。
第二天,我带着妹妹杨静姝,坐上了去京都的火车。
我要去找赵家,找外祖父,让他们替母亲主持公道,让他们把那个女人赶出杨家。
但京都太大了。
小时候虽然跟着父亲来过几趟赵家,但都有司机,我不知道赵家在哪。
后来我们迷路了,被公安送回了家。
回家的火车上,静姝蜷在座椅上睡着了。
我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七分像的脸,心里升起了恨。
我告诉自己,杨静怡,你要记住今天。
记住那个对母亲无动于衷的赵家,记住那个抢走你母亲位置的女人。
记住那个辜负了你母亲的男人。
你要记住,然后活下去。
回了金陵那个不属于我们的家后。
薛玲荣表面对我们客客气气的,但那客气里带着距离,带着提防。
父亲对我们越来越冷淡,偶尔问一句功课,点点头,然后转头去关心杨旭。
杨旭很调皮,三天两头闯祸,但并不妨碍父亲对他的宠爱。
他经常带着杨旭出席各种场合,逢人便说这是我儿子,语气里全是骄傲。
我有时站在旁边,像个透明人。
十五岁那年暑假,我进梦想集团实习。
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比谁都努力,比谁都拼命。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拼命,这个家永远不会属于我。
我是女儿,但不是儿子。
性别之差,却是天和地的区别对待。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我走出公司大门,看见父亲的专车停在门口。
车门打开,父亲牵着杨旭的手走出来。
杨旭手里举着一个冰淇淋,笑得一脸灿烂。
父亲弯下腰,把杨旭抱起来,上了车。
车子从我面前开过去,车窗没有摇下来,父亲没有看到我。
或者说,他看到了,但并不在意。
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房间里,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打开母亲的抽屉,拿出那张照片,贴在胸口,像贴一块冰冷的膏药。
我说,如果你还在,会不会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
只有窗外的风,吹得窗帘猎猎作响。
——
十八岁那年,父亲把家里的一切交给了薛玲荣。
我争过,吵过,拍过桌子,摔过杯子,但最终,我输了。
薛玲荣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端着茶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静怡,你一个女孩子,何必这么辛苦呢?以后嫁个好人家,不比什么都强?
我看着她那张脸,胃里一阵翻涌,几乎要当场吐出来。
我转过身,走出客厅,走进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行李。
我要出国。
我要学金融,学管理,学所有能让我变强的东西。
只要我还是杨远清的女儿,还是薛玲荣的眼中钉,我就必须比所有人都狠。
否则,我连活下来的资格都没有。
临行前一天,我去了母亲的墓地。
墓园很安静,松柏葱郁,风吹过的时候,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我蹲下来,把一束花放在墓碑前,看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
她笑得很好看,眉眼弯弯的,像从来都没有受过苦。
我跪下来,摸了摸墓碑,说了一句:
妈,你放心,我不会让那个姓薛的女人拿走这个家。
在国外读书那些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机器。
上课,图书馆,实习,考试,社交,建立人脉,拉拢资源。
我认识了很多人,也利用过很多人。
那些人里有真心对我好的,也有想从我身上捞好处的,我分不清,也懒得去分。
我只知道,我需要他们,就像需要一把梯子。
等我爬上去了,这把梯子就可以扔了。
——
高盛实习第一年,春节。
纽约的冬天很冷,风从哈德逊河上吹过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雪把整座城市裹成一片白。
手机响了,是父亲秘书打来的。
大小姐,杨总让您回家里一趟。你弟弟找到了,在沪市老爷那里办个家宴。
我拿着手机,手在发抖,抖得我几乎握不住。
那个三岁就丢了的孩子,被拐走了九年的亲弟弟,找到了。
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最后,我重重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我想起母亲临终前最后一天。
她靠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
静怡,你要好好活下去,照顾好静姝,找到杨帆。
我跪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妈,我会的。
九年之后,终于找到了。
1995年2月18日,除夕。
沪市杨家老洋楼,雕花木门,水晶吊灯,红木长桌。
我提前到了,站在二楼的窗户前,看着楼下。
两辆车停在门口。
第一辆车门打开,父亲、薛玲荣、杨静姝和杨旭依次下车,其乐融融。
第二辆车门打开,一个男孩下了车。
他站在车门前,瘦得像一根被雨淋湿的竹竿。
黑黢黢的,穿着一件明显宽大不合身的衣服,袖子长得遮住了半个手背。
他站在那里,垂着手,低着头,肩膀微微缩着,像个被拎出错处的小学生。
拘谨,惶恐……拿不出手。
我看着他,看着那张跟我有几分相似的脸,心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
有期待,有心疼,有失望,但更多的是愤怒。
这就是母亲找了九年的儿子?
这就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照片祈祷平安的弟弟?
我期待了九年,等来的不是一个失而复得的弟弟。
而是一个被山沟沟磨去了所有棱角的、畏畏缩缩的陌生人。
——
家宴开始。
爷爷杨守业坐在主位,福伯领着杨帆走到他面前。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明显愣了一下。
那一眼里,有惊讶,有一闪而过的怜悯,但更多的是陌生。
他张了张嘴,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
然后顿住了,没有再往下说。
薛玲荣坐在旁边,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先吃饭吧。
我注意到,爷爷的目光在杨帆身上只停留了不到三秒,就移开了。
三秒。
找回一个丢失了九年的孙子,他只看了三秒。
杨帆坐在桌尾,动作拘谨,像怕碰坏什么东西。
他夹菜很小口,筷子只在面前那碟菜上动。
夹一筷子,缩回去,等一会儿,再夹一筷子。
像一只被驯养过又被遗弃过的狗,吃东西的时候永远带着警惕,随时准备逃跑。
杨旭坐在旁边,对着杨帆笑。
薛玲荣说:旭旭,以后你多带哥哥玩。
杨旭说。
当他说的时候,我看到杨帆的手抖了一下。
散席后。
我站在廊下,看着杨帆一个人站在院子里。
他就那么站着,背对着老宅的灯光,形单影只。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跟他一起看着院子里那棵树。
冬天的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夜空,像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
我说:你跟我一样,都是多余的人。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他说:你不是。
我愣住了。
他没有解释,转过身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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