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七弦会成员调查档案【八】（1/2）

代号：竹叶青

姓名：维奥莱特

年龄：22岁（档案记录时间：18xx年x月）

籍贯：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

加入时间：18xx年春

当前状态：在编，活跃。长期担任弗洛伦斯的战术搭档及情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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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份档案的时候，我反复想了很久，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

不是因为她的故事太复杂，恰恰相反——维奥莱特的故事在七弦会里算得上是最平淡的那一类。

没有血海深仇，没有刻骨铭心的背叛，没有在黑暗中挣扎了半生才爬出来的伤痕。

她的人生轨迹像一条被精心计算过的直线，从A点到B点，从B点到C点，每一个转折都清晰、合理、毫无波澜。

但这正是她最让我在意的地方。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本身就值得写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维奥莱特，是18xx年的春天。

那时候七弦会刚成立不久，弗洛伦斯是除了赛缪尔姐弟之外最早加入的人之一。

她给我提过一个要求——

不是加薪，不是休假，不是任何物质上的东西。

她让我给她找一个搭档。

“不是那种跟在身后的跟班。”弗洛伦斯当时说，墨绿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认真，“是那种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她在我背后的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理解这句话。

弗洛伦斯不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

她的枪法是我见过的人里最准的那一档，她的伪装技术和情报网络构建能力在整个欧洲都排得上号。

她不需要一个保镖，不需要一个助手，甚至不需要一个朋友——

她那个人，朋友太多了。

她需要一个“同类”。

一个和她一样在黑暗中走过、却走出了不同路的人。

我让人在南法那边留意合适的人选。

格温娜维尔的电报网撒出去之后，收到的回复大多是些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名字——

没什么特别的，自由杀手，退役士兵，走投无路的破落户，和七弦会正在吸纳的那些人没什么区别。

然后，格温娜维尔发来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

“马赛港口仓库区。有人在你的人之前把目标处理了。”

我派人去查。

结果是：弗洛伦斯在某次任务中险些暴露，在她自己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有人从暗处帮她清理掉了那个可能让她暴露的关键目击者。

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弗洛伦斯甚至不知道有人在帮她——她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那个人是维奥莱特。

她们之前就认识。

在马赛港口仓库区的那次任务之前，她们有过一次交集——

不算深交，只是两个自由杀手在同一片战场上干活时打了照面，互相点了点头，然后各走各的路。

维奥莱特那天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绕开弗洛伦斯的那片区域，完成自己的任务，拿了报酬走人。

但她没有。

她花了额外的力气，冒了额外的风险，去帮一个她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擦屁股。

事后弗洛伦斯找到她，问她为什么。

维奥莱特的回答是：

“你挡到我的枪线了。你不走，我打不了。”

弗洛伦斯说：

“你完全可以绕开。”

维奥莱特看了她一眼，说：

“绕开要花更多时间。帮你比绕开快。”

弗洛伦斯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我笑了很久。

不是因为好笑。

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弗洛伦斯为什么要找一个“不用回头就知道在她背后”的人——

她要找的不是一个会为她赴汤蹈火的人，而是一个在计算了所有变量之后，依然选择站在她这边的人。

这种人比那种为了你死都不眨眼的人更难找。

因为我见过太多为了某个人去死的人了。

死是一瞬间的事，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判断，只需要一股冲动。

但为了一个人多花时间、多花力气、多花精力，在自己完全不需要这样做的情况下——这才是真正稀有的东西。

（以下为弗洛伦斯的口述）

维奥莱特的背景，是她自己说的。

不是因为我问了，而是因为在我决定是否让她加入七弦会之前，我需要确认她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我做好打算要把她带到你面前的那天晚上，我给她倒了一杯酒，请她坐在我对面，然后问她：

“维奥莱特，你是哪儿的人？”

她没有犹豫。

“斯特拉斯堡人。阿尔萨斯。”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履历表，“普法战争之后，我家选了法国。搬到南锡，住流亡者社区，那种用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棚子。我父亲死在那个棚子里。肺病。没钱治。”

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继续说：

“我母亲改嫁了。一个北非殖民军军官，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我们搬到马赛。那年我十二岁。”

“你继父对你好吗？”我问。

她想了想：“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军人。军人对待家属的方式——不饿着你，不打你，不管你。我觉得挺好的。”

我记下了这一点。

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母亲带着改嫁给一个陌生男人，从阿尔萨斯的流亡者社区搬到马赛，继父的态度是“不饿着、不打、不管”——她说“挺好的”。

这是一种防御机制。

还是一种真实感受？

我当时不确定。

现在我倾向于后者。

维奥莱特这个人，从来不会用“挺好”来形容一件实际上不好的事。

她说“挺好”，就是真的“挺好”。

她不会为了粉饰太平而撒谎，也不会为了博取同情而夸大痛苦。

她陈述事实的方式，和她使用长鞭的方式一样——

精准，直接，不加修饰。

“十五岁那年，”她继续说，“我跟着继父去了阿尔及利亚。名义上是翻译和医疗助手，实际上是军事情报局的外围人员。”

“你签了合同？”

“没有合同。口头承诺。他们需要有人做那些不能留档案的事，我需要离开马赛。各取所需。”

“做什么？”

“审讯翻译，地图绘制，情报汇总。”她顿了顿，补充道，“偶尔也做一些不需要翻译和地图的事。”

“比如？”

“比如把部落首领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报告。比如在远征队出发之前，判断哪些当地向导是可信的。比如——”

她停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要不要说。

“比如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些人从谈判桌上消失。”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你杀过人。”我说。

“我不是杀手。”她说，语气依然平淡，“我是情报人员。情报人员偶尔需要处理一些情报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和专门靠杀人吃饭不一样。”

我注意到她说“专门靠杀人吃饭”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轻视。

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是情报人员，不是杀手。

两者的工作内容有重叠，但性质不同。

这种对概念的精确区分，让我印象深刻。

“十七岁那年，”她继续说，“我在突尼斯南部的沙漠里热衰竭了。不是中暑，是更严重的那种——身体失去了调节温度的能力。他们把我送回阿尔及尔，军医说我肾损伤，永久性的，不适合继续待在沙漠里。情报局以医疗原因终止了我的合同。”

“和平退役？”

“和平退役。”她点了点头，“没有处分，没有纠纷。他们付了我最后一笔津贴，给了我一张回马赛的船票。我走了。”

“然后你就开始做私人杀手？”

“不是‘开始做’。”她纠正我，“我本来就具备这些能力。只是以前在情报局的时候，这些能力是附带品。退役之后，它们成了主业。”

“你不觉得可惜吗？从军事情报局的外围人员，变成一个自由杀手——这算降级吧？”

她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军事情报局的外围人员，”她说，“做的是别人安排好的事。自由杀手，做的是自己决定的事。我不觉得这是降级。”

那一刻我意识到，维奥莱特这个人，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定义她的身份。

她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她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她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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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莱特加入七弦会的决定，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弗洛伦斯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我这边有个新成立的组织，会长是个有意思的人，你如果无聊了可以来看看。

维奥莱特来了。

不是因为对七弦会有兴趣，不是因为对弗洛伦斯有感情，不是因为对我的“有意思”感到好奇——

她说她来，是因为“无聊”。

“我在马赛待了三个月，没有找到有意思的活儿。”她站在我的书房里，穿着一件深色的旅行外套，金色的长发扎成一条利落的高马尾，平静的眼睛扫过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像是在快速判断我的品味。

“弗洛伦斯说你这个会长有点意思，我就来看看。如果不合适，我走就是了。”

我让她留下了。

不是因为弗洛伦斯的推荐——虽然那确实占了很大的权重。

而是因为维奥莱特这个人让我感到一种……新奇的不适感。

她不像七弦会里的任何一个人。

她不为任何事愤怒。

她不为任何事悲伤。

她不为任何事狂热。

她像一潭深水，表面永远平静无波，你往里面扔任何东西，它都只是默默地吞下去，不给你任何反馈。

这种人很危险。

不是因为她们会爆炸——她们不会。

恰恰相反，她们永远不会爆炸，这让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她们能承受多少，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

我需要知道她的底线在哪里。

所以我对她做了一个测试——

一个现在想来有些幼稚、在当时却觉得必要的测试。

我让格温娜维尔伪造了一份情报，内容是：

弗洛伦斯在某次任务中暴露，需要紧急撤离，目前的坐标是XXXX，请求最近的人员前往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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