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3章 修道院的订单(2/2)
“这个图画得好。不识字的人也看得懂。”
“是我们有意为之。”杨安远说,“种地的人,很多不识字。但看图,他们能懂。”
奥多合上手册,把它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转向杨安远身后魏因手里那只样品箱。
“铁犁头,带来样品了吗?”
“带来了。”
魏因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具铁犁头,每具都用草席裹着。杨安远取出一具,解开草席,双手递给奥多。
奥多接过犁头,在手里掂了掂。他虽然不是铁匠,但管理着两千亩地,每年要批准几十具农具的采购,对铁犁的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先用拇指刮了刮刃口,刃口一线锋利,没有卷刃;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平整,印着清晰的“盛”字钢印、年份标“四九”和工坊编号“贰”。
“比我们的铁匠打的好。”他说,“你们的刃口是什么钢?”
杨安远心里一紧。这是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把犁头放回箱子里。
“是盛京的秘方,不便透露。”他说,“但我们可以保证,每一具犁头都经过淬火和回火,刃口硬度足够翻黏土五十亩以上。如果低于这个数,可以退货。”
奥多看了他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东西。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细布呢?”
杨安远从另一只箱子里取出一匹象牙白的细布,展开。布面平整,经纬细密,对着窗口的光看,没有明显的疙瘩或断纱接头。
“这匹是给你的样品。另外二百匹,其中五十匹按您要求的幅宽裁好了,专门做祭袍内衬。”
奥多用手摸了摸布面,又凑到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碱味,但很轻,说明漂洗得干净。
“比佛兰德斯的布细。”他说,“但价格比他们的贵一成。”
“贵一成,但耐用三成。”杨安远说,“我们的经纬密度是每寸十二乘十,佛兰德斯的是十乘八。同样做一件长袍,我们的布能多穿两年。”
奥多笑了笑。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牙齿,笑容很淡,但真实。
“你在瓦尔德堡管账,果然也会算账。”他把布叠好,放回箱子,“订单我确认了。铁犁头一百具,细布二百匹,按你们的出厂价加一成运费。手册我收下,十本分给各庄园管事。你留半个月,帮我看看新地怎么排轮作。”
“可以。”杨安远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只教种地的事。不问不看不谈贵院的内政、财务、人事,也不回答关于铁怎么炼、布怎么织、玻璃怎么烧的任何问题。如果院长或您的修士问起,我就说不知道,或者说盛京的规矩不允许。”
奥多沉默了一会儿。修道院的屋子很安静,回廊里传来修士们午祷的钟声,当当当,一共三响。
“fair。”奥多说——他用了一个勃艮第方言词,意思是“公道”。然后他改用拉丁文:“我接受你的条件。种地的只管种地,其他的人管。这是所罗门的智慧。”
他伸出手。杨安远握上去。院长的手掌干燥而有力,像一块旧皮革。
接下来的半个月,杨安远在克吕尼的领地上奔波。
新地在索恩河东岸,距离修道院本部约十里,是一块从未开垦过的荒地,长满灌木和荆棘,土壤是肥沃的冲积土,但表面覆盖着一层碎石和树根。杨安远带着海因里希和克吕尼的两个修士管事,用铁尺和绳标把八百亩地分成了四十个方块,每个方块二十亩。
他按照《盛京农事手册》的轮作原则,给这四十个方块排了四年的轮作表:第一年大豆压青,第二年冬小麦,第三年休耕种绿肥,第四年大麦。然后循环。考虑到勃艮第的气候比阿勒河谷温暖,他把播种日期比手册上的标准晚了十八天,并在附录里写明理由。
修士管事们拿着他的轮作表,一开始半信半疑。其中一个叫格布哈德的年轻修士问:“为什么要先种大豆?不先种麦子?麦子能磨面,能交租,大豆算什么?”
杨安远从地上拔起一株野生的大豆苗——荒地边缘长着不少野生的豆科植物。他把根部递到格布哈德眼前。
“看这个。”他说,“根上这些小瘤子,里面住着细小的虫。这些虫能把地里的空气吸进来,变成肥。第一年种大豆,不是为了收豆子,是为了养地。地肥了,第二年种麦子,产量比直接种高一倍。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大麦。四年一轮,地越种越肥,不会瘦。”
格布哈德凑近看了看那些小瘤子,脸色从怀疑变成了惊讶。他在修道院学了十年神学,从未有人告诉他泥土里还有这样的秘密。
“这是...自然的奇迹?”
“是自然的规矩。”杨安远说,“不是奇迹,是常识。只要用心看地,就能发现。”
他在新地上待了七天,每天从早到晚,带着人清灌木、挖树根、量地块、插木桩。他的短褐被荆棘划破了几道口子,手上又添了新伤,但轮作表最终排好了。四十个方块,每个都钉了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年份和作物名称。
第八天,他开始教修道院现有的佃农和修士管事怎么选豆种、怎么拌草木灰、怎么防地蚕。听课的有三十多人,坐在新地边缘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杨安远蹲在他们中间,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图,讲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一句拉丁文修辞。
“豆子要选饱满的,颜色发亮,不能有虫眼。种之前用草木灰拌一遍,灰要干,要细,像面粉那样。拌完后晒半天,再下地。这样能防地里的虫子咬根。”
一个老佃农举手问:“少爷,草木灰从哪来?”
“烧草。你们休耕的地里不是长野草吗?割下来晒干,烧成灰,就是肥,也是药。一举两得。”
老佃农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块破布,把杨安远的话用炭笔记在上面。他不识字,但会用符号——圆圈代表豆子,叉代表虫子,箭头代表拌灰。
第十天,杨安远把十本《盛京农事手册》亲手交给了奥多院长。院长把书分给了五个庄园管事和五个修士,每人一本,叮嘱他们要照着做,不懂就问杨安远。
“但杨公子很快就要走了。”一个管事说。
“所以我让你们问清楚。”奥多说,“半个月,够你们学的了。学不会,是你们的事。”
第十三天,杨安远准备返程。
奥多院长在修道院的大门口为他送行。除了院长,还有贝尔纳副院长和几个修士管事。魏因和海因里希已经牵马等在门外。
院长递过来一只小木盒。杨安远打开,里面是一枚银质的克吕尼徽章,上面刻着钥匙与麦穗。
“礼物。”奥多说,“不是报酬,是友谊的象征。以后你再来克吕尼,凭这个,可以直接见我。”
杨安远接过徽章,放在掌心掂了掂。银子成色足,做工精致。他把徽章收进怀里,然后从自己的鞍袋里取出一样东西——一本手抄的《瓦尔德堡农事纪要》。
“回礼。”他说,“这是我自己的笔记,比《手册》更细,有我三年种地的记录。里面有一些气候数据和产量对比,可能对您有用。但同样,只讲种地,不涉及其他。”
奥多接过纪要,翻了翻。里面的表格密密麻麻,字迹工整,每一页都画着地块、数字和简单的气候记录。他合上书,看着杨安远。
“你们杨家,三代人都在写这种书?”
“我祖父写了五十六本,我父亲写了技术纪要,我写了农事纪要。”杨安远说,“写下来,后人就不用从头摸索。”
奥多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退后一步,看着杨安远翻身上马。三匹马沿着碎石路向东北方向走去,蹄声在清晨的空气中清脆地响着。院长和他的修士们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远去,直到三个骑影消失在麦田尽头的薄雾中。
回程经过西亭时,马丁告诉杨安远一个消息:戈特弗里德骑士的管事上月又来了一次,用三罐葡萄酒换了四具铁犁头,并且提出想在明年春天引入盛京的轮作法,请西亭派一个农师去指导。
杨安远想了想,让海因里希留在西亭,等春耕时去骑士领走一趟,教他们最基本的轮作安排。海因里希点头应下。他本来就是瓦尔德堡的农师,对这种工作轻车熟路。
五月二十八,杨安远回到盛京。
他把克吕尼之行的经过向杨保禄和杨定军做了详细汇报,包括奥多院长的为人、修道院的规模、新地的土质、听课人数,以及戈特弗里德骑士也开始对轮作法感兴趣的消息。
“克吕尼把咱们的手册分给了十个管事,”杨安远说,“这十个人里,只要有三个认真照做了,三年后他们的产量就会上去。产量上去了,他们就离不开咱们的铁犁和细布。这是长线。”
“格布哈德那个修士呢?”杨保禄问。
“他看得最认真,笔记记得最细。我临走时,他偷偷问我能不能去盛京学半年。我说做不了主,要回来问您。”
杨保禄和杨定军对视了一眼。让一个修道院的修士来盛京学习,这意味着什么,两人心里都清楚——不是技术上的事,是政治上的事。克吕尼是勃艮第最大的修道院之一,他们的态度会影响一大片教会势力。如果盛京和克吕尼建立了这种深度的联系,以后在勃艮第方向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
“可以。”杨保禄说,“但有个条件:他来,只学农事,住西亭,不住盛京。学半年,期满后回克吕尼,不得转往其他地方。学的东西,只能用于克吕尼的领地,不得外传。”
杨安远点头记下。
那天晚上,杨保禄在藏书楼把《盛京农事手册·农事卷》的原本和十本抄件放在一起,又看了一遍。书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了,边角起了毛边,但里面的图和字依然清楚。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是杨安远写的附录:“各地气候不同,播种日期需按本地霜降日推算。”
他合上书,走到窗前。窗外是阿勒河,河水在五月末的阳光下泛着碎金般的光。码头上,七条平底船正在装货,准备发往科隆和佛兰德斯。北岸的风车缓缓转动,叶片在风中划出弧线。远处北城墙上的六门铁炮,炮管被夕阳照成暗红色,像六根烧红的铁棍,沉默地指向北方。
诺力别端来一碗热汤,放在桌上。杨保禄没有立刻喝。他看着河对岸,界沟方向的山脊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道深灰色的剪影。他知道,在那道剪影后面,诺德海姆的石碉楼还在,公爵的军需库还在,帝国的裂隙还在加深。但今晚,至少在藏书楼这间屋子里,一切都还平静。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是腌肉炖芸豆,咸鲜暖胃。他把碗放下,走到墙边的地图前。地图上用新墨标出了克吕尼的位置——一个小小的墨点,在阿勒河谷西南方向,隔着山隔着河,与西亭遥相呼应。
他用手指在克吕尼和西亭之间画了一条细线。线穿过侏罗山的余脉,穿过勃艮第的平原,穿过修道院的麦田和骑士领的葡萄园。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由一本农书、一百具铁犁、二百匹细布和一个年轻人的半个月驻留编织而成。
“还行。”他对自己说,声音很低。
窗外,夜幕降临。码头上最后一条货船解了缆,船工们在甲板上点起了火把。火光在河面上投下一道长长的、摇晃的影子,像一条橙红色的带子,随着水波起伏,一直漂到下游的黑暗里。城墙上的值守火把也陆续点燃了,火星在风中明明灭灭。远处,第三水力工坊的铁齿轮声还在嗡嗡地响,节奏均匀,不疾不徐,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黑暗中跳动。
杨保禄吹灭了灯,走出藏书楼。夜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远处山峦的凉意。他沿着石板路慢慢走回家,靴子踩在地上,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声响,一步一步,像钟表走动。在他的身后,藏书楼的窗口暗了下去,但桌上的那十本《农事手册》还在,在月光下泛着羊皮纸特有的灰白色光泽,像十块沉默的石碑,记录着关于土地和收成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