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0章 胡同深处的老宅（2/2）

那天晚上八九点钟，我写完作业，躺到床上。屋里没开灯，只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白霜，冷白色的，像水一样淌在水泥地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想起那根麻绳，一会儿想起那个牛角哨子，一会儿又想起邻居们说的那个红衣服女人。世界上真有鬼吗？我撕掉的那些黄纸，到底压着什么？她们说那个女人坐在门槛上，她为什么不进屋？她在等什么？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顶上忽然“沙”的一声。

不是猫。猫没有那么大动静，猫的爪子落下来是轻的，软的。那声音又沉又闷，像有人从高处跳下来，身体砸在瓦片上。我浑身一僵，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喘。眼珠子慢慢转向窗户。月光照着窗玻璃，外面黑洞洞的，玻璃上映着我自己模糊的影子，脸白得像纸。

然后，对面的房檐后面，慢慢地、慢慢地，拗上来一个人。

她先从头顶露出来，然后是额头，然后是脸。月光很暗，我看不清她的五官，只看见一张惨白的脸，像是从水里泡了很久捞出来的，没有血色，没有表情。两个眼窝黑洞洞的，像是被人挖空了。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衣裳，不是大红的，是那种被血浸透了又晾干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像是还往下滴。她不是走上来的，是像一团烟一样，从房檐后面一点一点地升上来的，无声无息。瓦片没有响，梁木没有响，什么都没有响。她像是一片纸，被风吹上了屋顶。

她升到屋顶上，停了一下。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了一下，可她的身体纹丝不动，像被钉在了那里。然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她的眼窝里不是空的。

有一双眼睛。不是人的眼睛，是两团昏黄的光，像蜡烛的火苗，在眼眶里一跳一跳的。那光落在我的窗户上，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我的被子上。我的被子在那一刻变成了冷白色的，冷得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嗷”地叫了一声，声音自己从嗓子里冲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一把扯起被子蒙住了头，蒙得死死的，连一条缝都不留。浑身在抖，抖得床板都在晃，木架子吱嘎吱嘎地响。牙齿磕得咯咯响，下巴酸了都停不下来。我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连脚趾头都不敢露出来，生怕从被子的哪条缝里伸进来一只手。被子里又闷又热，我的汗把背心湿透了，可我不敢松手。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被子外面，就在我头顶上方，隔着一层棉布，正往下看。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十几分钟，也许一个小时，被子外面安安静静的。没有声音，没有风，什么都没有。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砸在耳膜上。我咬着嘴唇，慢慢把被子掀开一条缝，只掀了一点点，刚好够一只眼睛往外看。

窗户那边，什么都没有了。屋顶上空空荡荡，月光照在瓦片上，白花花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连滚带爬地跳下床，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跑到爸妈的房间，一头扎进我妈怀里，哇哇大哭起来。我妈被我吓了一跳，抱着我问怎么了，我只是哭，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嘴里含混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爸也从床上坐起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脸色很沉。他没问我怎么了，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他的手是凉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病了。

不发烧，不咳嗽，就是浑身没力气，每天都像没睡醒一样，眼皮重得抬不起来。我吃不下饭，喝不下水，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连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我妈端来的粥放在床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我一口也咽不下去。有时候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能听见我妈在旁边哭，哭声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人听见。能听见我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满了又倒，倒了又满。可我想喊他们，嘴张不开。我想动，手脚不听使唤。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压在床上，一动不能动。那东西不是手，不是绳子，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挤过来，把我钉在那里。

我妈请了胡同里的老邻居来看，老邻居摸了摸我的脉，摇了摇头。又去了医院，大夫翻了翻我的眼皮，听了听心跳，说查不出毛病，让回家休息。可休息了七八天，我越来越瘦，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手腕细得像竹竿。

后来我爸咬咬牙，花了几百块钱——那会儿几百块钱几乎是家里小半年的积蓄，我妈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都搭进去了——从河北老家请来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是坐着长途汽车来的，我爸去车站接的她。她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个小髻，用一根银簪子别着。脸上全是褶子，像老树皮，可眼睛亮得像两盏灯，进了屋先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墙角挂着的那个牛角哨子上，停了一下。她把哨子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问我这是哪来的。我不敢说话。她也没追问，把哨子揣进了自己兜里。

她让我爸妈出去，关上门，坐到我床边。她的身上有一股草药味，苦苦的，又带点甜，像熬过的甘草。她的声音很低，像风吹过枯草，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她说的话我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知错就好。你知错了，人家就走了。”

她的手放在我额头上，凉凉的，像一块冰。那凉意从我的额头渗进去，顺着血管往下淌，淌到脖子，淌到胸口，淌到四肢。我闭上了眼睛。

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以后。我浑身酸软得像被人拆散了又重新拼起来，可我发现自己的手指能动了，能攥成拳头了，能掀开被子了。我睁开眼睛，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晃得我眼泪直流。我妈坐在床边，瘦了一大圈，眼眶红红的，看见我睁开眼，嘴唇哆嗦了一下，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爸后来再也没提过那件事。他只在我病好了以后，有一天下午，蹲下来，两只手搭在我肩膀上，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他的声音很平，不像在威胁，倒像在求我。

“儿子，爸跟你说个事。看到咱胡同中间那口井盖了吗？从今以后，你要是敢越过那口井盖往胡同深处走，回家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使劲点了点头，点得下巴磕到胸口，点得眼泪又掉了下来。

后来我长大了，搬离了那条胡同，那一片老房子也拆了，盖起了新楼。那个牛角哨子被老太太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我偶尔会想起那间老宅，想起那些黄纸红符，想起那根麻绳和红布条。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每次路过红桥区，我都会绕道走，宁可多走二十分钟，也不从那片地方经过。

我不知道那个红衣服的女人还在不在。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你惹了，就一辈子忘不掉。夜里关了灯，闭上眼睛，有时候还能感觉到一双昏黄的眼睛，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从来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