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章 狂龙的岛主计划（2/2）
就这样,威逼利诱的半地下活动在开展了半年后,逐步进入了三个岛国政府的视线。不是没有人发现,而是发现的人要么被收买了,要么被架空了,要么被吓哑了。塞舌尔的一个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质询政府,要求说明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岛上的活动是否合法。他的质询被执政党多数票否决了,因为执政党中的好几个议员都收了狂龙的钱。科摩罗的一个法官试图调查狂龙的土地收购案,他的助手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法官还没有来得及开庭,就被上级调到了另一个城市。他的继任者在三个月后宣布,土地收购案“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毛里求斯的《晨报》刊登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标题是“狂龙:新殖民者还是救世主?”报道详细揭露了狂龙的人口置换计划的来龙去脉,引用了大量的内部文件和证人证言。但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的总编辑就被董事会解雇了,因为董事会中有一位大股东是狂龙的生意伙伴。
到了第六个月末,三个岛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置换。在塞舌尔,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百分之四十。新来的人穿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衣服,说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语言,吃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食物,但他们的人数在快速增长,已经无法被忽视了。塞舌尔的街道上出现了写着中文和斯瓦希里语的招牌,商店里卖起了刚果产的棕榈油和坦桑尼亚产的玉米粉,教堂里有人用林加拉语唱赞美诗。一些老塞舌尔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在茶馆里低声议论,“这还是塞舌尔吗?还是我们的家吗?”但他们不敢大声说,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有的已经被请去“喝茶”了,有的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有的发现自己家的水表和电表被调快了。而在塞舌尔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里,那些感到不安的人的名字旁边,被悄悄地标注了一个“可替换”的记号。
在剩余的人口中,有超过半数表示愿意到大陆去生活。这不是狂龙在吹牛,而是他在三个岛国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调查是由当地的一家独立民调机构执行的,虽然这家机构的老板在调查开始前的一个月刚刚从狂龙那里收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调查显示,在塞舌尔,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考虑搬迁到非洲大陆”;在科摩罗,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七十一;在毛里求斯,这个数字相对较低,但也有百分之四十一。主要原因不是狂龙的钱,而是三个岛国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塞舌尔的就业机会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科摩罗的政治动荡不安,政变频发;毛里求斯的房价高得离谱,普通年轻人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狂龙的出现,给了这些人一个“出路”。至于这条出路通向哪里,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只知道,目前看来,这是一条比以前更好的路。
狂龙的铁腕作风在三岛高层中的影响更加直接。塞舌尔的总统在半年内换了两个——第一个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去了南非开普敦的豪宅里疗养;第二个在上任后不久就遭遇了议会的“不信任案”,被迫提前举行大选。大选的结果没有悬念,狂龙支持的候选人以百分之七十八的得票率胜出。新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一周就签署了总统令,授权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塞舌尔全境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科摩罗的总统更干脆,他直接在总统府里和狂龙签了一份“友好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科摩罗政府承认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科摩罗将境内的两个岛屿租借给联合体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租期九十九年。作为回报,狂龙向科摩罗国库注入了五千万美元的资金,并承诺在科摩罗修建一条环岛公路和三个深水码头。毛里求斯的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经济区法案”,把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驻扎区划定为特别经济区,区内实行独立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毛里求斯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名义上的主权。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在议会大厅里高喊“叛国”,但他们的声音被执政党议员的掌声淹没了。
三国先后发起了公投,公投的议题是“是否同意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公投的过程和之前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公投如出一辙——没有国际观察员,没有独立媒体,投票箱是木匠用边角料钉的简易木箱,选票是一张印着两个选项的纸。结果也没有任何悬念:塞舌尔百分之九十六点三的赞成票,科摩罗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的赞成票,毛里求斯百分之九十三点七的赞成票。投票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没有人知道那百分之几的反对票是谁投的,也没有人关心。在公投结果公布的那天,三个岛国的每一个村镇都燃起了篝火,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解放”。其中一些人是真心高兴,他们相信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后生活会更好;另一些人是被迫高兴,因为不高兴的人已经不在岛上了;还有一些人只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在庆祝,也跟着庆祝,反正是免费的酒和肉,不喝白不喝,不吃白不吃。
消息传到穆埃达时,丧彪正在教堂里看地图。他的副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从金都转发来的电报。“主席,塞舌尔、科摩罗、毛里求斯三国同时公投加入咱们联合体了。”副官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不是因为这三个小岛国的加入而兴奋,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丧彪在国际上的声望将再次飙升。丧彪接过电报,扫了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继续低头看地图。副官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退出去还是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丧彪抬起头,看了一眼副官,“狂龙这小子,动作比我想象的快。半年前他说要去当岛主,我还以为他在吹牛。没想到,他还真当上了。”副官小心翼翼地问,“主席,我们要不要发一个声明,欢迎新成员的加入?”丧彪想了想,点了点头,“发吧。措辞客气一点,别让人觉得咱们在显摆。就说,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欢迎塞舌尔、科摩罗和毛里求斯三国人民的自愿加入,联合体将秉持‘非洲人民是一家’的理念,为三国人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单独给狂龙发一份贺电,就说‘兄弟,干得漂亮’。”
副官记下了,转身去安排。丧彪一个人坐在教堂里,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幅残破的壁画。耶稣的半张脸还在那里,空洞的眼眶像是在看着他,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他想起了自己刚起兵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打打杀杀。现在他快三十了,手下的士兵从几百人变成了几十万人,控制的土地从几个村庄变成了一大片,连远在印度洋的岛国都来投靠他了。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只知道自己停不下来了。一旦停下来,那些被他压制的力量就会反弹,那些被他得罪的人就会报复,那些跟着他的人就会失望。他只能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到走不动为止。
国际舆论对三岛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的反应是一片哗然。西大的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承认公投的合法性,认为“这是在枪口下进行的伪公投”。东大的外交部发言人则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措辞,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非盟的秘书长发表声明,呼吁尊重三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行吞并”。但没有人听他的,因为非盟在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面前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威信。联合国秘书长也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但除了声明之外,安理会连个像样的决议都拿不出来——西大想制裁,但东大和毛熊国投了反对票;非洲国家想谴责,但卡桑加势力的十几个成员国集体弃权。联合国在南部非洲的危机面前,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
丧彪在国际上的风头一时无二。他的名字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上——“非洲的新强人”“南部非洲的拿破仑”“从丛林走出来的征服者”。有的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说他屠杀平民、掠夺资源、破坏民主。有的媒体把他描绘成一个非洲版的罗宾汉,说他推翻腐败政府、分配土地给穷人、为非洲的独立和自强而战。丧彪不在乎媒体怎么说,他只在乎季博达怎么说。季博达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丧彪,风头太大了,小心闪了腰。”丧彪听了,心里一沉。他知道季博达说得对,风头太大不是好事。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这些道理他都懂。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站在了那个位置上,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他只能继续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在穆埃达的教堂外面,几个孩子在踢足球。球是用破布和绳子缠成的,门是用两块石头摆成的。孩子们光着脚在红土地上奔跑,笑声在干燥的空气中飘荡,像远处海面上吹来的风。丧彪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刚果东部的村庄里,也是这样踢球的。那时候他没有枪,没有兵,没有地盘,只有一个破布缠成的球和一群光着脚的朋友。他现在什么都有了,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比以前更快乐。也许快乐和拥有多少东西没有关系,也许快乐是一种能力,一种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感受美好的能力。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这种能力,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
远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炊事员正在准备晚饭。大铁锅里煮着玉米糊,蒸汽腾腾,在夕阳的余晖中像一朵朵白色的云。炊事员用一把长柄木勺搅动着玉米糊,嘴里哼着一首林加拉语的歌,曲调悠扬而忧伤。歌声飘过红土地,飘过猴面包树,飘过那些正在收工的士兵们的头顶,飘进了丧彪的耳朵里。他没有听过这首歌,但他觉得好听。好听的歌不需要听懂歌词,就像好看的女人不需要听懂她说的话。他转身走回了教堂,回到了那间用弹药箱和木板拼成的办公桌前,继续批阅文件。桌上堆着的文件比昨天更多了,有战报,有情报,有物资清单,有人事任命,有三岛加入后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他拿起笔,翻开第一份文件,是狂龙发来的关于三岛公投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的最后一行字写着:“老大,三个岛国已经拿下了,下一步怎么办?”丧彪想了想,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好好经营,不要大意。岛国不比大陆,退路少,容错空间小。出了事,跑都没地方跑。”然后把报告放在一边,翻开下一份。
太阳慢慢地沉到了地平线以下,穆埃达的天空从橙红变成了深紫,又从深紫变成了墨蓝。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像有人在天上点了一盏一盏的灯。教堂的钟楼里,那口古老的铜钟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发出极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像一声叹息,又像一个预言。丧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他都会在这里,在这片红土地上,在这个被他用血和火建立起来的、还没有名字的、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国度里,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和他的百姓们在一起,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无法选择,也不想选择。
他放下了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耳边是夜风的声音,是蟋蟀的叫声,是远处哨兵换岗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催眠曲,慢慢地、慢慢地把他的意识拉进了黑暗中。他睡着了。在他的梦里,他回到了刚果东部的卡桑加,回到了那个泥泞的、血腥的、没有人性的起点。他看到自己六岁时的样子,瘦得像一根干柴,蹲在难民营的角落里,啃着一块发霉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