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7章 出发（中）（1/2）

“王教授介绍的人，果然不一样。”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瘦，衬衫平整。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翻着一份简历，翻了两页，抬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英子。

“北大文学院，本科毕业，成绩全优。王教授在电话里夸了又夸，说你是他这几年带过最有灵气的学生。”他把简历放下，双手交叉搁在桌上，笑了笑，那笑里有客套，也有几分真心的赞许，“你是建社以来，引进的第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

办公室不大，靠墙一排铁皮文件柜，柜顶堆着牛皮纸档案袋。窗台上搁着一盆文竹，叶子有点黄。日光灯管光色偏冷。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坐在斜对面的办公桌后，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穿一件藕荷色高领毛衣，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眼睛从笔尖上抬起来，飞快地扫了英子一眼，又低下头去。另一个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深灰夹克，靠在文件柜上喝水，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搪瓷磕掉了几块，露出黑铁。

“小苏，”瘦男人朝门外喊了一声，“你带小蒲去办一下手续。”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一个三十多岁、微胖的女人推门进来，短发齐耳，穿一件藏蓝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脖子上系了条浅灰丝巾，丝巾结打得规规矩矩。她朝英子笑了笑，那笑不冷不热，但挑不出毛病。

“走吧，小蒲。”她侧了侧身，让出门口。

英子微微鞠了一躬，对着瘦男人，又对着屋里另外两个人，声音不高不低，清清朗朗：“谢谢汪社长，谢谢各位老师。以后请多关照。”

她鞠那一躬，背弯得很低，像是把整个北大的四年，都叠进了这一弯腰里。从今天起，她不再是学生，她是‘小蒲’——社里引进的第一位北大本科生。这个称呼是一枚硬币，一面是期待，一面是打量。

她跟着苏佩茹走出办公室。身后，那扇木门还没关严，声音就漏了出来。

“长得倒挺好看，”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压低了，但没压住，“个子真高，有一米七吧？”

“头发也好，又黑又厚又长。”男人的声音，搪瓷杯搁在桌上的脆响，“皮肤还白。这姑娘往编辑部一坐，以后来送稿的男作者怕是要多跑几趟了。”

女人轻轻哼了一声：“年轻嘛。刚毕业，水灵。过几年你再看。”

“北大毕业的，怎么不去北京上海？跑咱们这小地方来。”男人像在自言自语。

“谁知道呢。王教授的面子呗。”女人的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门关严了。走廊里只剩脚步声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苏佩茹走在前面，领口露出后颈那一截白，丝巾的一角随着步子轻轻晃。她走得快，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节奏匀得像钟摆。

“小蒲，”她没回头，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社里很少给新来的本科生这个岗位。汪社长特意给你争取的。社科编辑部，助理，兼重点项目主管，带编制的。”

她顿了顿，走廊尽头是一扇大窗，窗外立着一棵老银杏，十月的叶子黄透了，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碎金似的洒在水磨石地面上。她走到窗前站住，回过头看了英子一眼，眼神里有打量，也有几分好意。

“重点项目交给你，好好把握机会。”

英子点了点头，没多问。她手里攥着那只黑色双肩包，带子有点滑，她往上提了提。

苏佩茹领着她办了入职登记、领了工作证、拍了照片。人事科在一楼最里头，门口挂着一块磨砂玻璃牌，上面写着“人事科”三个红字。屋里两个年轻姑娘，一个在打字，一个在翻档案，键盘噼里啪啦响。英子填表的时候，那个翻档案的姑娘凑过来看了一眼，目光在“北京大学”四个字上停了两秒，又缩回去，跟打字的姑娘交换了一个眼神，什么也没说。

手续办完，苏佩茹领她从人事科出来，站在一楼大厅里，大厅不大，迎面是楼梯，水磨石台阶，铜条磨得锃亮。左边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黑白的，省新闻出版局大院的旧貌，照片里的人穿着西服，表情严肃。

苏佩茹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递给她。

“社里不分房子了。以前还分，现在房源紧，新来的都得自己解决。”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要是不嫌弃，我帮你问了一套。永红路19号，龚大塘小区，三楼，朝南，三十二平米，小是小了点，一个人住够了。房东姓岑，理工大退休的老师，人不错。”

她笑了笑，那笑比刚才在走廊里多了一点温度：“我把岑老师电话给你，你这两天就去看看。房租不贵，我跟他说好了，是社里新来的，不会坑你。”

英子双手接过纸条，微微弯了弯腰：“谢谢苏老师。您费心了。”

苏佩茹摆摆手：“费什么心。王教授专门打了电话来，说你一个人来合肥，让我们多照应。能不给他老人家弄好吗？”她说完，自己也笑了，这笑里有客套，也有一点真切的热络。

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人夹着稿子匆匆上楼，有人端着茶杯在楼梯口站着说话。一个年轻男的从楼梯上下来，穿着灰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拿一摞校样，看见苏佩茹，打了个招呼：“苏姐，新来的？”

苏佩茹点点头：“社科编辑部的，小蒲。北大的。”

那男的看了英子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掂量，又像是比较。他“哦”了一声，冲英子点了点头，走了。

“别理他们，”苏佩茹压低声音，嘴角还挂着笑，“社里就这样，谁来了都得被看两眼。习惯了就好。”

她把英子送到大院门口。大院是老式的铁栅栏门，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头也不抬。

“下周一过来报到。”苏佩茹站定，把该说的话说了最后一遍，“正式上班。这两天你休息休息，整理整理。房子的事，你去看，不满意我再帮你问。”

英子站在门口，十月的风从巷子里灌进来，吹动她风衣的腰带，也吹起她额前那缕碎发。她抬手理了理，对着苏佩茹，微微弯下腰，又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苏老师，谢谢您。下周一见。”

苏佩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角的细纹堆起来：“这丫头，客气什么。去吧。”

英子转身，走出铁栅栏门。金寨路不宽，两车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落，有的飘到路牙子上，有的被车轮碾过去，贴在柏油路面上，碎碎的金黄。阳光从枝丫间漏下来，一块一块地铺在地上，踩上去像踩着光。她沿着路往东走，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大院门口，“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白底黑字牌子挂在门柱上，漆也旧了，边角翘起来一点。门卫老头还在看报纸。苏佩茹已经转身往回走了，藏蓝色的背影融进大院的阴影里。

十八岁那年，她从淮南去北京，觉得火车太慢。二十二岁这年，她从北京回合肥，觉得火车太快。快慢之间，是四年。四年里她学会了把想说的话写成论文，把想念的人写进日记，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如今她带着一箱子书和一张派遣证，回到这个离老家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城市。她说不清这是回来了，还是走远了。

英子站在梧桐树下，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她低头看了一眼——永红路19号，龚大塘小区。字是圆珠笔写的，笔画细，末尾一个句号。

她把纸条折好，放进风衣口袋里，贴着胸口那一侧。纸的边缘有点硬，硌着掌心。

英子忽然想起大三那年，周也拉着她的手，站在北大未名湖边，说“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时候她觉得这句话轻飘飘的，像湖面上被风吹散的光。现在她才明白，少年时的承诺不是不真，是太真了——真到不知道这世上原来有那么多条路，能把两个人从紧紧挨着，走成天各一方。

她抬起头，看了看天。十月合肥的天，灰蓝灰蓝的，云很薄，太阳挂在那儿，不烈，温温吞吞地照着。风里有板栗的甜味，还有远处不知谁家厨房飘来的油烟气。

“小松，你也吃哑巴药啦？”

常莹坐在桌子旁边，翘着腿，一只手拢着花生，另一只手往嘴里送，壳扔了一地，有一颗弹到收银台红色卫衣，帽子上那两个兔耳朵一只立着一只耷拉着，领口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灰的秋衣领子。配了条墨绿色运动裤，裤腿卷了两圈，一只红拖鞋一只蓝拖鞋，脚尖上勾着晃。

常松坐在收银台后面，一只手搁在台面上，手指头无意识地敲着台面边缘，嗒，嗒，嗒。收银台上摆着一台银灰色的收银机，屏幕亮着，上面跳着今日的流水数字，旁边一台小票打印机，安静地吐着白纸边。台面是大理石纹的，干干净净，连个水印都没有。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老照片——寿县老家的南口，青砖灰瓦，窄得只能过一辆三轮车，那是常松去年专门找人裱的。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常松忍无可忍。终于开口。

他手里还捏着那支刚捡起来的圆珠笔，指节发白。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太阳穴上那根青筋突突地跳。他没抬头，也没看常莹，眼睛盯着收银台上那摊花生壳碎皮，像是要把它们盯出个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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