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道士塔（1/2）

第112章道士塔

前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陈列馆，虽然位於下寺三清宫，然而，因为从七十年代后期，三清宫废弃多年，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因此，前世藏经洞被发现的百年之际，开始重新修缮，实际上，就是相当於在原址上重建此寺。

而它几乎就是与17號洞窟藏经洞毗邻，距离非常近，大约只有20米左右，从三清宫出门即可到达藏经洞附近。

当然，三清宫之所以毗邻藏经洞，根据苏亦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王圆籙故意的。

不然，下寺的位置，並不合適修建寺院，偏偏他就在此修建了三清宫。

藏经洞的文物已经被掏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更多是象徵意义。因此，苏亦四人也没有到里面参观，而是直接去道士塔。

下寺三清宫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二者遥遥相望，与道士塔的直线距离大约在几百米左右，並不远。

前世，王圆籙的道士塔位於“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西侧，陈列中心是九十年代的日本援建的，现在嘛，並不存在。

因此，要找参照物標定道士塔的位置，可以说它位於莫高窟的对面。

跟前世不一样，这个年代的道士塔，也並没有人修缮，不过在敦煌莫高窟眾多的佛塔之中，就道士塔保存的最完好，不仅如此，它的塔身还內嵌碑文，嗯，也就是前面提及到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誌》。

碑文还挺长，四百多快到五百字。

內容如下：

研究所这边，早就把碑文的內容抄录下来，现在过来参观，也只是看一看，並不会有什么特別的发现。

就连蔡维棠都提醒道，“既然小苏老师都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不可信，那么我觉得这块碑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毕竟这块墓誌是民国20年（1931

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籙去世百日而立，是为给王圆籙歌功颂德，最多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过考究。

比如，碑文之中记载，藏经洞发现於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

这一点，学界就不认同。

学界所公认的，敦煌藏经洞发现於1900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出处有两。

第一，庚子发现说最早见於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相关记载如下：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於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四年，比较可信。

第二，1900年发现说也见於《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因此，学界基本上採用第二种说法。

从这一点来说，也证明道士塔的墓誌並不全是事实。

连道士塔的碑文都有假，斯坦因的书夸大其词，也合乎常理。

苏亦跟眾人谈及此事，大家也都笑起来了，都觉得他这个发现，很有意思。

来到这里，最终苏亦还是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

王圆籙本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都是一个反面人物，蔡维棠还告诉苏亦，过去那些年，研究所內部还有人提议，要直接把道士塔给拆掉，最终还是常书鸿先生让它保存下来。

要真的拆掉，也就没有余大师《文化苦旅》之中的名篇《道士塔》了。一想到这，苏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前写一篇《道士塔》，这样一来，也免去余大师劳神改稿了。毕竟，在他后来出版的《文物苦旅》之中，新版的《道士塔》

和旧版的《道士塔》完全就是两篇文章。

一想到《文化苦旅》，苏亦就觉得离谱。

这本书，每一个版本都有各种刪改，不是文章內容改了，就是文章篇数改了。

这样一来，想要看全余大师相关文章，就需要买了好几个版本的《文化苦旅》，这一个版本多了一篇文章，那一个版本少了一篇文章，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內容完全不同，偏偏旧版已经停版了。想要读完旧版《文化苦旅》

的文章，就要买好几个版本，韭菜割了一波又一波，简直离谱。

所以，离开道士塔的时候，苏亦已经打定主意了，以后时间合適，一定要把相关的文章都帮余大师给写完了，免得他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要辛苦改稿，第一篇文章嘛，就从《道士塔》开始。

离开道士塔，大家最后的一站，就是三危山。

乐傅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却见到三危山佛光万千，因此，觉得这里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在这里开凿洞窟修行。

汪泞生昨天晚上也梦见了佛光。

那么早上有时间过来登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三危山就在莫高窟的对面，因此，想要观察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就是最佳的观察点，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把对面的莫高窟的情况，一览无遗。

至於三危山，是否真的会出现佛光

这个问题，等几人登到山顶的时候，都忍不住討论起来。

对此，蔡维棠深信不疑，“是有可能的，听说这是自然现象，具体有什么说法，我也搞不清楚。”

赵殿增笑道，“那汪师兄，你说不定有机会，见到佛光呢！”

苏亦解释，“佛光在气象学上被称为日晕”或峨眉宝光”，是阳光通过空气中的水滴发生衍射、反射、折射后形成的光学奇观。当然，想要產生佛光，还要有一些必要条件，首先要有阳光，也有少数情况下为月光，而且，且观测者需背对光源。此外，对水汽条件，也是有要求的，空气中存在的雾气、云层，都可以成为光学介质，能对光线进行复杂的折射和衍射。此外，观测角度也非常重要。”

“啥玩意这东西，还需要观察角度”

苏亦笑道，“当然，必须要观测者、光源、水滴层三者需形成特定角度，使得折射后的光线聚焦於观测者眼中，形成以观测者影子为中心的彩色光环。因此，我推测当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发现佛光，是完全符合科学现象的。他在莫高窟崖壁那边，想要休息过夜，必然是傍晚时分，然后背对著阳光，而三危山又在莫高窟的东面，这个时候，是可以看见佛光的！”

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这边，不少人都见到佛光。

比如，樊瑾诗先生，她就曾经见过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刚好是大雨过后，大泉河突发洪水，为保护洞窟，她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大泉河边抗洪。在垒沙包过程中，忽见大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

金光转瞬即逝，隨后，天空之中就多了两道相交的彩虹。

她在口述自传之中就说过，这是她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佛光大概就是乐傅和尚曾经看到过的，並因此生发出禪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她也只见到过唯一的这一次。

因此，对於莫高窟的佛光，苏亦並不怀疑。

至於汪泞生，他想要见到佛光，就难了。

樊瑾诗在敦煌待了那么多年，还只是看到这么一次，他才待几天，就想要看见佛光，哪有这么幸运。

但是，没有佛光，看晨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危山巔有一个牌坊，名字很霸气，叫南天门，眾人站在山顶，微风拂面，山色朦朧，別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面，是沉浸在晨曦之中的鸣沙山以及莫高窟，此刻，天边朝阳升腾，群山顏色渐变，就好像整个天地之间，都打开了照明灯，群山与洞窟之间，都亮了起来。

苏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年代，跟一帮大老爷们，跑来三危山观看日出。

前世，过来这边旅游都没有这个雅兴，不对，也不是没有雅兴，就是起不来，不然，敦煌莫高窟的日出应该是极美的，没有想到却在这个年代实现了。

日出了！

如果苏亦是画家，一定用画笔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幕。

然而，他不是。

他也能画，但是嘛，现在不是没有准备吗

蔡维棠告诉他，“以前常书鸿先生，就经常到大泉河的河畔写生，还绘画过莫高窟的日出，小苏老师，你不是会绘画吗到时候，也可以画一画嘛！”

苏亦笑，“算了，我这个半吊子的水平，就不献丑了。”

然后，他开始拿起相机拍了一组照片。

现在的相机，拍日出，容易过曝，但没法画，就先拍吧，管它呢。

但是，此刻整个鸣沙山主峰都沐浴在阳光之中，敦煌莫高窟的壮丽景色，开始尽数展现在眾人的眼前，尤其是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光彩熠熠，亮丽夺目。

崖壁之中洞窟也像电影院之中灯光打在幕布的那一瞬间，顿时轮廓清晰，光影斑驳，如梦如幻。

被晨曦笼罩之下的，不仅有群山、洞窟，还有大泉河周边的绿洲，绿意盎然的生机在这一刻，显露得淋漓尽致，飞鸟翱翔，天地辉煌，这种身处戈壁荒漠的壮丽景色，就宛如一幅画卷，在眾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瞬间，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都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就连蔡维棠也说，这是他此生见到最美的一次日出。

苏亦也决定了，以后有时间，確实应该好好记录下敦煌莫高窟日出的美景，相机记录不了，他不是还有画笔嘛！

他们几人，並没有在三危山待太长时间。

见到日出之后，就返回中寺。

主要是八点多了，该吃早餐了。

研究所这边的住房的情况是隨人员的流动不断调整的，变动比较快。而，中寺后院，也就是皇庆寺的门外西面是伙房，东面是饭厅，饭厅的东面有一间库房和两间宿舍，反正研究所这边虽然有食堂，但很小，跟苏亦所习惯的北大食堂，根本就没法相提並论。

到食堂吃早餐的时候，又撞见了常书鸿先生。

对方就开始询问他们的参观情况。

蔡维棠忍不住说道，“小苏老师，確实有不少的发现。”

这话，顿时引起常书鸿的好奇心，“什么情况早上逛一圈，就有发现了

”

然后，蔡维棠就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苏亦的发现，尤其是提及苏亦通过上寺大殿绘画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图与下寺的绘画相互验证，最终证明斯坦因在书中说谎的时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体一样，越说越激动。

常书鸿听完蔡维棠的解释，也满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馆，你通过《牛车图》以及《新唐书舆服志》的记载，论证阿史那忠墓的迁墓时间，我当时也满是意外。没有想到你才刚到莫高窟，就给我带来惊喜了。”

“我这就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常书鸿摇头，“你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相当於给我们又开创了一个研究方向。

同样，你重视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研究，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对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护了。

不管上寺、中寺还是下寺，其实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过去那些年，因为住宿条件有限，我们確实在人为的改造这些寺院建筑內部布局。

这个是客观条件所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前国家也提倡古为今用，建筑群也要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没有错，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之中，我们確实忽略对於它们的保护，甚至，对於三寺早期的建筑群，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测绘，並没有把它们的原始数据保留出来。

这確实是一种疏忽。”

苏亦也没有想到，蔡维棠的一通话，会让常书鸿有这样的反思，也算是难得。

他想宽慰对方，却又不知道说啥。

毕竟对方说的就是实情。

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这边完全就属於三寺管理时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时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与其徒弟徐汉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国年间任敦煌僧会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他以僧会司兼理工程，可见易昌恕在当时敦煌也小有名气。

后来他与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后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室。其后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独上寺较晚才收归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经营。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时代，三寺的生活维持均靠化缘、民间香火供养及自足，因此当时三寺的建筑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与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遗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马房今虽不见。

还有当时整个莫高窟南区一千余米的洞窟区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上寺主管九层楼大佛殿以南，中寺为大佛殿至古汉桥一段，下寺管理古汉桥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为各自辖区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钱。

辖区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为易喇嘛所管范围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层楼之后，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备，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张大千、常书鸿的到来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没有正式纳入国有的时候，管理体系有点乱。

纳入敦煌艺术研究所管理之后，研究所这边忙於对洞窟的保护与研究，確实疏忽了对三寺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毕竟在他们这些艺术家看来，三寺建筑与歷史过於稀鬆平常，没有太多值得研究与保护的地方。

然而，现在苏亦这个北大的天才少年，一来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画与彩塑，而是三寺建筑歷史以及王圆籙，如何让常书鸿不意外。

意外之余，他也开始反思。

既然对方开始反思了。

苏亦也就顺著这个话题继续延伸。

“我是这样觉得的，咱们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现在稀鬆平常的建筑群，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文物，毕竟，后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离不开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们，而，要研究你们必然就会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这样一来，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重要性，肯定会凸现出来。”

“所以，你就开始未雨绸繆”常书鸿笑道。

苏亦摇头，“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欢古建筑以及绘画，就开始观察这些，然后观察的过程之中，就联想到向达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再跟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两位师兄的討论之中，就发现斯坦因在书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与王圆籙的可能性。而要证明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画、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圆籙本人的生平，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总不可能说，未来敦煌研究院要修缮全面修缮三寺建筑，还搞出来各种陈列馆吧。

这些不能说。

只能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书鸿恍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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