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此生应该来一次莫高窟（2/2）

眾人在外面逛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真正进入洞窟里面参观。

对於即將开启的洞窟参观，眾人也充满了期待。

汪泞生以及赵殿增都是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即將要进入洞窟了，就算是这两位前辈，也抑制不住兴奋之情。

至於苏亦嘛。

同样也是如此。

虽然前世的参观，透支了他的一些期待感。

但是身份不一样，参观的角度不一样，自然也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第一个参观的嘛，並不是第1窟，它虽然是南北区分界点，但第1窟没啥参观价值，主要是这里小，又没啥东西，因此虽然在编號之中承担著重要价值，但是对於研究者或者大眾来说，值得关注的点非常有限，甚至，在观眾的视野之中，它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莫高窟的洞窟，一般可以分为六种，分別有禪窟、僧房窟、僧房窟附设禪窟、瘞窟、

廩窟、礼佛窟。

而礼佛窟，里面则有壁画或塑像，是僧俗举行佛事活动用的。

南区的大部分洞窟，都算是礼佛窟。

当然，也不全是。

比如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实际上就是莫高窟第17窟，位於第16窟甬道北壁。

大家过来参观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当然，到达这里的第一站，並非直接就见到藏经洞了。

因为外面，还有一栋木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层楼，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由王圆籙主持修建的，它就是在修建完三层楼之后，才进行三清宫的修建。

之前九层楼前，大家进行合影留念。

这一次来三层楼，自然也不能错过这个环节。遗憾的是，这一次，常书鸿先生不在，但是有樊瑾诗先生陪著，也极为难得了。

从三层楼进入其中，才能够见到藏经洞。

当然，打开大门，进入其中，也不是藏经洞，而是16窟，因为17窟就在16窟的北壁。

赵殿增还感慨道，“以前看文章，在文字介绍之中，不断的强调藏经洞就在16窟的北壁，如今看来，確实是真的在北壁啊，要不是实地参观，很难真实感受到它的具体位置。”

樊瑾诗说，“当初，王圆籙就是在打扫16窟的时候，才无意间在墙壁上发现藏经洞的入口，就是因为被封起来，类似於暗室的存在，才能够在歷朝歷代之中保存下来那么多文物。”

因为有些迫不及待。

虽然大家进入第一个洞窟是16窟，但是大家都没有在16窟停留，而是直接进入17窟藏经洞之中。

藏经洞和第16窟並不在同一高度上，窟內地面较第16窟甬道地面高出1米。窟门为长方形，开在南壁的中部，高1.84米，正对第16窟甬道的南壁。窟內地面近於方形，边长介於2.65～2.84米，窟內高度约2.5米，靠北壁处有长方形禪床式低坛，上为洪辩影塑，洞窟有效利用空间不足20立方米，可谓名副其实的方丈小室。

不少人都听说过藏经洞，但是真要问里面有啥东西，还真没几个能说出来。

未被发现之时，谁又能够想到小小藏经洞之中，竟然堆放6万余件珍贵文物呢。

因此，藏经洞地位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敦研所的石窟编號体系中將之单独编號为莫高窟第17窟，確实该享有这样的待遇。

藏经洞的面积很小，从地面到窟顶不足3米。

而靠近北壁地面上有一长方形禪床，禪床上端坐的是僧人的塑像。

樊瑾诗解释道，“这座塑像就是洪辩高僧像，这身塑像是敦煌彩塑代表作之一。苏亦你要研究彩塑的话，可以从他开始。

嗯，还有你不是要临摹壁画吗

到时候，也可以从这里的壁画开始临摹，它比较简单，就只有两颗菩提树，以及几个人物，並不复杂。

洪辩像背后壁画的二棵菩提树上，树枝上悬掛的就是净水瓶和布袋。东侧菩提树下画一持对凤扇的比丘尼，西侧菩提树下画一执杖、持巾近事女。

我们判断，这些人物都曾经是洪辩法师生前的侍者。”

这一刻，苏亦也不当什么研究者，直接当一个纯粹的观眾即可。

不管是彩塑和壁画，都看得津津有味。

塑像极具写实风格，高僧身著通肩架裟，结跏跌坐。他头部颅顶丰隆，面部饱满，额角和颧骨轮廓硬朗，目光炯炯，眉棱、眼角、嘴角的细微表情都把这位高僧庄重自信的神情和风度表示得淋漓尽致，也可以反映出来当年匠人的精湛手艺。

这些玩意，就算对美术不了解，都很容易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苏亦又联想到常书鸿在昭陵博物馆见到阿史那忠墓葬出土的《牛车图》时候的感慨，他曾经说过，不愧是长安之地，画师的技艺確实比敦煌的画师技艺高超。

真要直观对比的话，確实《牛车图》的技艺更加精湛一些，不管是线描还是著色，都是如此，但是对於普通人来说，肯定是没法比较出两者的差异的。

不过不要紧，看就完事。

来到这里，就已经是最大的意义。

就算呼吸的也是敦煌莫高窟特有的空气，这可是千百年来，浸染著佛教艺术的圣地，被这种气息薰陶著，都感觉生命莫名有了升华。

嗯，就是这么神奇！

前世，来莫高窟参观的时候，这里已经封闭了，並没有对游客开放，能够参观的只有16窟，就算如此，16窟的周边也都安装了玻璃护栏，而且这些玻璃护栏还是邵逸夫捐赠一千多万建造的，护栏太多，虽然对敦煌的壁画以及彩塑起到保护作用，但某种意义来说，也破坏洞窟最原始的美感。

因此，这个年代，能够进入17窟参观，这种机会太过於珍贵了。这种待遇，就算是未来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享受到的。

容不得他不认真。

当然，前世虽然没法进入藏经洞参观，但敦煌研究院这边也推出了“数据藏经洞”这个数据平台。

仅仅论参观的话，数据藏经洞，也有不错的沉浸式体验感。甚至，还可以看的更加清楚更加仔细，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当然，让人有亲临现场之感，终究没有亲临现场来得更加真实。

进入洞窟之后，大家的话都不多，都开始慢慢观察著壁画以及彩塑。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人士，进入藏经洞参观，都能够有所收穫。

无非就是专业认识，观察的东西，更多一些。

非专业人士，就只能参观壁画以及彩塑的美感，这也是大部分人欣赏文物的视角之一。现在跟前世不一样，没有那么多解说词条，没有专业人士讲解，大部分过来参观都有些蒙圈。

研究人员之所以知道17窟的彩塑是洪辩，並非是靠猜测，主要是藏经洞內西壁嵌有《洪辩告身碑》。

该碑记载了唐代高僧洪辩的生平功绩，洪辩为建立归义军政权做出重要贡献，公元862年他圆寂后，河西节度使张议潮下令立塔树碑以纪念。

此外，藏经洞门壁土墙中上部有残存的3行墨书藏文题记，文字被门框划残，残文义为“甘州之眾人————之————每————謁见————（献）九（匹）————五十（匹）绸缎————周泰浦————”

这些文字都很好的记载17窟开凿的信息。

就算没有词条，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开凿的年代。

从碑文的记载，加上相关歷史文献推测，基本上可以还原当年藏经洞被封禁的歷史背景。

基於此，藏经洞的封闭堪称归义军佛教史上最后也是最大的歷史事件。

同样可以判断出来，此窟建於晚唐大中、咸通年间，位於16窟甬道北壁，初建时是敦煌高僧统洪辩的影堂。

所以，观看碑文以及这些墙壁文字的时候，不管是汪泞生以及赵殿增都看得极为认真。

根据碑文內容记载的洪辩的生平，就很容易知道。

洪辩法师俗姓吴，幼时即出家，学养丰厚，通晓吐蕃语，转译佛书，精通佛理。

唐大中二年，张议潮率眾起义推翻吐蕃对敦煌及河西地区的统治，重新归附唐王朝。

因洪辩力助张议潮收復敦煌及河西，后被唐宣宗敕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统管吐河西地区的佛教事务。

前世那些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字，就是从这些最基础的碑文之中提取出来的，然后，经过各种传播，才逐渐演变成为大眾耳熟能详的故事。

至此，17窟的內容，基本上就被眾人参透了。

实际上，也不能说是被苏亦他们参透，对於樊瑾诗乃至蔡维棠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都已经有前辈在研究了。

后世，习惯性把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学者誉为十九世纪末中国考古史上的四大发现。

因为敦煌遗书，敦煌学由此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再加上1901年发现的中国境內之古外族之遗文，可以並称档案领域“五大发现”，实际上，这就是当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给学生讲学总结出来的。

而在敦煌学的研究之中，其中罗振玉起到的作用最大，而王国维作为他的助手，也同样有非常大的贡献。

当然也不局限於他俩，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陈寅恪、向达、姜亮夫、王重民这些重量级的敦煌学学者，他们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为此后敦煌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因为藏经洞快7万件文物，有70%流散海外，才有陈寅恪说的那一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对於考古研究人员来说，没有这些文书咋办当然也可以开展相关的工作。

石窟寺考古，跟敦煌学，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至於考古学，其中最重要的，莫过於对敦煌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可以说，除了发掘各种洞窟遗址，对於石窟寺考古研究来说，断代与分期研究才是重中之重，也是基础性的工作，不少中外学者都做相关研究。

然而，这个方面也不容易。並不是每一个洞窟都像17窟一样，有明確的年代，对於没有明確年代的洞窟，要做断代跟分期，可不容易。

不仅需要参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还需要通过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因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敦研所这边成果並不多。

樊瑾诗感慨，“这项工作，我们做的也比较艰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出来。”

说到这里，她满是苦涩。

可以说，从63年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她写出来的文章少的可怜。

“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只跟马世昌合作写了两篇文章，其中，72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品及其他》发表在《文物》上，然后，75年的时候，才发第二篇《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发表在《考古》上。相比较苏亦，我们的工作不值一提！”

眼前这位少年，才到北大读研不到半年，就整出来好几篇重量级的文章。

甚至，对於稻作起源的研究，成果都堪称世界级，不少研究成果，对於海內外的学者来说，都震惊不已。

相比较之下，她確实感到惭愧。

苏亦见状，忍不住道，“樊师姐，您就不要再捧杀我了。实际上，我的工作也是取巧了，你们的工作，属於慢工出细活，需要水磨工夫。”

汪泞生也说道，“那么多洞窟的断代与分期，確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方面，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採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內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別，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

又作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係，这可不容易。

主要是我们对壁画研究没有那么深入，这样一来，苏亦师弟这样的天才，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赵殿增说，“这个方面可以將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係，並以遗蹟的叠压层次关係，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从这一点来说，小苏，確实是最合適的人才，他不仅懂考古还懂美术。”

这两位说的都是考古学传统的研究方式。

就是通过类型学及层位学进行研究。

当然，这些是针对没有年代信息的洞窟。

只是，没有想到这两位聊著这么专业的话题，也能把苏亦牵扯其中，让旁边的蔡维棠忍不住望了苏亦好一阵。

这少年，確实有一种魔力啊！

樊瑾诗笑道，“我们也確实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標尺，结合歷史文献断定洞窟的绝对时代。不过因为洞窟太多，人手又太少，一直没有办法启动，要有苏亦师弟的加入，那就太好了！”

实际上，对於洞窟断代与分期，除了常规的类型学以及层位学方法，也可以使用美术史的研究方法。

苏亦自然不会留在敦煌莫高窟搞这些洞窟的断代与分期。

嗯，未来不好说，至少现在嘛，不行。

但是，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可以跟樊瑾诗討论一下的。

因此，苏亦也忍不住说道，“我觉得对於洞窟的断代与分期，不应该局限於咱们考古学的方法，也应该考虑一下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莫高窟的壁画以及彩塑太多，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对此，樊瑾诗也是认同的，“我们也在洞窟的调查之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內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內容作为佐证。不过嘛，这个方面，我就不擅长了，段所长对这个方面，很有研究，这也是前几日段所长对你在三清宫的发现非常感兴趣的原因，他也希望你能够结合考古与美术方面的知识，对一些难以断代的洞窟进行断代。”

苏亦笑道，“段所长就难为我了，我现在就半吊子的水平，没法承担这个重任。”

不过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

前世，就有学者结合敦煌文书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上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编號完全一致。

因此，不管是考古方法，还是美术史的方法，都可以行得通。

殊途同归。

因此，他还是忍不住说道，“我觉得吧，真要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我觉得从主要壁画题材”、佛、菩萨面部造型”、主要装饰图案”三个內容，作为类型分析对象和分期的主要依据，最为稳妥。”

听到这话，樊瑾诗也笑起来了，“段先生听到你这话，应该会非常高兴的，这些年，段先生对於服饰图案，服饰装饰就有深入的研究，你到时候要去临墓壁画，跟段先生应该会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的！”

顿时，苏亦也觉得有趣。

段汶杰先生早年是学绘画的，然而，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一度面临停办的命运，不少前期投入研究所建设的人员都纷纷离开敦煌，就导致了研究所这边极为缺乏人才，他加入研究所之后，就被常书鸿先生委以重任。

不仅担任美术组的组长，同时还兼任考古组组长。

因此，早年间，他除了临摹洞窟壁画之外，也对洞窟进行测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歷，他才知道苏亦这种精通考古与美术的人才有多难得。

苏亦说的这些方法，都是前人採用的，属於已经被验证过的方法。

当然，对於石窟的断代与研究，並非只有以上两种。

还可以通过文献方面去研究。

这个方面，就可以把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並结合歷史文献，作深入细致的探討。

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根据崖面的使用情况，將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內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综合研究，断代排年。

研究者，擅长哪一个方面就使用哪一个方面的办法。

要是都擅长，就综合使用。

运用不同方法对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就会取得不错的学术成果。

谁率先把文章写出来，谁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樊瑾诗作为一名北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显然是有学术方面的追求的。

现在嘛，虽然当了领导，忙於行政工作，但也同样希望自己在学术方面有一些成就。

然后，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之间的一声感慨，却引起苏亦以及汪泞生赵殿增三人的討论。

每一种方法，都是研究石窟断代与分期的重要方法之一。

尤其是苏亦，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內，就可以举一反三，再一次让她震惊不已，眼前这个小师弟，又再一次给她带来惊喜了。

除了樊瑾诗之外，全程陪同，却存在感不高的蔡维棠，內心的震惊，就更加无以伦比了。

他虽然从兰州歷史系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从事考古工作，然而，他学的並非是考古学，甚至对石窟寺考古並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

来到敦煌莫高窟，要如何开展研究工作，他也是一头雾水，满是茫然，浑身上下，有种有力无处使的尷尬，现在嘛，在苏亦几人三言两语之中，就这样解决了。

这种听君一席话，困惑他那么长时间的东西，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让他如何不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