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临摹壁画（2/2）

实际上，在这个年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关係都还是不错的。毕竟都是过去几年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因为工作环境相对封闭，研究所这边不少夫妻搭档。

史韦湘是因为女友欧阳森过来敦煌的，抗战胜利之后，从部队转业的他，也来到敦煌，比欧阳森他们晚来了一年。

除他们之外，孙濡僩的妻子李琪琼也是因为孙濡僩在敦煌工作，才从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开始从事敦煌壁画临募工作的。

而李琪琼也是敦煌研究院除段汶杰之外临摹壁画最多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工作性质，需要夫妻分开工作，不管史韦湘、李贞泊、孙濡僩三人以前学啥专业的，现在都不在美术组，而他们仨的妻子，却都在研究所美术组工作。

都是美术组绝对的业务骨干，目前都是研究所乃至於全国非常顶级的壁画临摹师。

可能因为丈夫的关係，三位阿姨对於苏亦都特別照顾，听说他要想留在莫高窟临募壁画，纷纷提出让苏亦跟自己学画。

甚至，还打算抢人了。三位阿姨商议过后，最终让苏亦自己选。

一时之间，让苏亦哭笑不得，只好求助常书鸿先生。

然后，常书鸿先生还开玩笑道，“你自己拿主意。”

这个时候，段汶杰先生还適机说道，“要不，你还是跟我学临摹得了，免得她们三人都在抢人。

，，经过常书鸿先生的介绍，现在谁都知道苏亦的真实来歷。

因此，美术组这边的研究人员都希望成为他在临墓壁画方面的老师，就连段汶杰先生也不例外。

最后嘛，还是樊瑾诗帮他解决这个小麻烦。

直接让考古组的关友慧先生过来带他，理由嘛，就是苏亦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在广美那边早就有了师承，不可能真正在敦煌这边拜师，就算他真想拜师，关山月先生估计也不答应。

这样一来，美术组这边也不再拿他开玩笑了。

关友慧跟研究所美术组早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一样，也是学油画出身的。

不过，他跟史韦湘先生他们不一样，他53年毕业於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墓研究工作。

一开始在美术组，62年的时候，被调入新成立的考古组，一待就待20年，直到82年才被调回美术组，然后成为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现在嘛，他则是樊瑾诗的得力助手。

未来两人合作写了不少敦煌石窟断代与分期的文章。

由他来带苏亦，正好合適。毕竟苏亦並非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他可不是中央美院壁画专业的学生，而是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嗯，现在应该算是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了。

让他跟隨著纯粹的美术组画师临墓壁画多少有些浪费学习的机会。

当然，话虽如此。

但是苏亦临墓壁画的工作，也没有落下。

名义上关友慧带著他，实际上，美术组那么多老师，他想跟谁学习就跟隨著学习，反正美术组这边，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临摹壁画。

外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敦煌文物研究所需要那么多画师来临募壁画。

对此，常书鸿先生就有过专门解释。

“我们的临摹工作，既是一种临摹也是一种记录，莫高窟的壁画是在不断的褪色之中的，四十年代临摹的壁画跟五十年代临摹的壁画，模样是不一样的，甚至，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临墓的壁画，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每过一段时间，洞窟內的壁画都会起甲、褪色、

脱落、掉皮，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临摹。当然，莫高窟的洞窟太多了，壁画也太多了，就算一直临摹，也不容易临摹完毕。”

至於为什么说不容易临摹完毕，这一点，常书鸿没有解释得特別清楚。

关友慧带著他进入洞窟的时候，说的就比较详细了。

“四十年代，段所长担任美术组组长之后，就开始带领著大家投入洞窟壁画的临摹工作，一开始，都是对局部人物进行临募，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大家的临募技巧，局部临摹一遍之后，五十年代，才开始组织大家临募整铺壁画。

这项工作也不容易，你知道，洞窟是立体的，別看表面上还挺光滑平整，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墙壁上作画，跟把它们临摹到画纸上，完全就是两回事，需要考虑比例问题。

比如，第61窟的《五台山画》，那么大，想要把它临摹下来，可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就需要花费好长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完整版的《五台山图》，一直到49年才真正临募完成，而临摹者就是常所长的夫人李大姐，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工作量太大了。”

期间，关友慧还跟苏亦讲述著不少关於临摹壁画的歷史。

比如张大千当年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式。

“他当年用透明纸蒙在墙壁上用铅笔过稿的印稿法临摹，外行人，不知道这个方法会对壁画造成什么破坏，但是我们太清楚了。因为，张大千当年在洞窟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

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確，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常所长就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確规定並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採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们后来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

除了对临，有的画是已经有稿子的，研究所当时的壁画原稿大部分是张大千留下的拓临稿子，大家都沿用了。

当时对临的也有，用原稿的临摹也有，早期的壁画对临最多，用原稿的则是唐代的最多。”

实际上，对於这段歷史，苏亦也不陌生。

客观上，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对於宣传敦煌艺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敦煌壁画的破坏，確实毋容置疑。

他来这边比较早。

研究所还没有成立，他就来了，当时莫高窟还叫千佛洞，並没有归於国有，谁想来都可以。

张大千当年带著两个僕人弟子过来临摹壁画，为了快速完成，就需要用透明纸印稿法临摹，这个方法，就是快。

印稿下来之后，再复製到宣纸之中。

这也是为啥对方才待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临摹那么多壁画的原因。

可以说，张大千当年临募壁画的方式，跟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眾人临募壁画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他临摹的壁画，更多是艺术创作，並没有那么尊重壁画，印稿法弄的也比较隨意，描摹完毕，填色的时候，也自由奔放。

因此来过敦煌参观莫高窟壁画之后，再对照当年张大千的临摹的画作，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他还揭开壁画。

为了看到里层的壁画，他直接把外层的壁画给揭开，然后被指责破坏敦煌文物，张大千还觉得自己非常冤枉。

实际上，除了张大千之外，对於莫高窟破坏的行经多不胜数。

在研究所成立之前，这些洞窟，本地人放牧就可以隨意过来宿夜，牛羊隨意啃食洞窟周边的植被。

当然，破坏最为严重的还是当年的白俄溃军。

俄国十月革命，使得沙皇俄国终结，部分贵族残兵，流窜到国內。

甚至，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所部白军近500名，由西疆方面派出的118名骑兵押送，抵达敦煌。

敦煌方面，怕他们威胁敦煌的治安，莫高窟就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这帮白俄残兵在莫高窟一住就是5个月。

这5个月中，莫高窟惨遭蹂和破坏。他们將洞窟和寺院中的木质门窗、匾牌大肆拆卸，刀砍斧劈，作为柴火。毫不顾忌地在洞窟內架锅、生火、做饭。

很多壁画被烟燻火燎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甚至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肆意破坏。

提及此事，关友慧还是满是感慨。

“当年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有不少洞窟有烟燻火燎的痕跡，这帮白俄溃兵对莫高窟確实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可以说，当年常所长他们刚来莫高窟这边的时候，確实做了不少工作，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那么完好的莫高窟。”

一时之间，苏亦也感慨万千。

实际上，不仅常书鸿先生他们，就连关友慧本人对於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只是他跟苏亦讲解歷史，不好说自己的功绩而已。

因此，对於这帮坚守敦煌的老前辈，苏亦確实充满了敬意。

现在能够跟隨著他们学习，对於他来说，確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