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北凉说（1/2）

第117章北凉说

实话实说，仅仅是做艺术性临摹的话，第268、272、275三窟，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甚至，这三窟之中，都没有叫得上名字的壁画图，也不对，至少没有在外界传播度很高的壁画图，不仅整铺壁画不出名，就算像《反弹琵琶图》之类的经典局部临墓画作，也没有。

主要是时代最久远。

壁画的保存情况都比较糟糕。

而且洞窟较小，没法绘画大型的壁画。

同样，年代越是久远，壁画的內容越是简单。

三个洞窟之中，第268窟最小，第272窟次之，第275窟最大。

同样，三窟的布局，也各有特色。

第268窟，一主室，四禪室。

第272窟，只有一个主室，没有禪室。

同样，跟第268窟不一样，它不是平顶，窟顶近似穹窿形，中心浮塑斗四藻井。

而且窟顶与四壁的连接圆转，上下之间无明显界线。后壁开一穹窿形龕，內塑倚坐佛像。

侧壁壁画布局上中下分为三段：上绘天宫伎乐，中绘说法图，千佛、供养菩萨，下绘三角垂帐纹。

窟门外两侧崖壁上各凿一小龕，內各塑一禪僧。

第275窟也是只有单室，平面长方形。窟顶作起脊较宽的纵向人字披形，上浮塑脊枋和橡子。后壁贴壁塑高3.4米的交脚菩萨像一身，方座。座两侧各塑一狮。

南北侧壁各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各开闕形方龕二，对树圆卷形龕一，龕內分別塑一交脚菩萨或思惟菩萨。

中段画佛传和本生故事。故事画下绘供养人或供养菩萨一列。下段为三角垂帐纹。

三洞窟之中，第275窟最大，因此，交脚菩萨像也是最大的。

足足有3.4米高，属於大像窟的格局。相比较之下，第268窟的交脚佛像，就小的多。

而且，有趣的是，268、272、275三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在內容和题材上都没有重复而是互相联繫、互相补充，表现了同一种內容及其思想体系。比起后代那些一窟之中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题材、內容来，这在莫高窟也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说，三个洞窟呈现了禪窟、礼拜窟、大像窟的组合。因此，在对於它们的研究上，就需要把这组洞窟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

临墓壁画，对於苏亦来说，是研究洞窟的手段之一。

然而，单纯的临摹壁画，是不行的，必须要跟文献结合。確切的来说，要跟各种佛教典籍相结合。

在这个方面，前段时间在北大確实读了不少佛教典籍，除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之外，还读了不少佛教史传类文献，比如《高僧传》《续高僧传》等。

此外，他在北大期间，跟隨著周一良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歷史，在这个时候也起到作用了。

再加上，前世的敦煌实习期间，看了各种文献以及史料，基本上，可以把三个洞窟的大致內容拼凑出来了。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之中，对於壁画临摹，下功夫最深的，要属段汶杰先生。因此，他也总结出来不少临摹经验，比如“復原式”临摹，不要轻易加入自己理解。此外，还提倡在临摹的过程之中要了解壁画背后的故事以及文献出处，后者就比较难了，这一下子，就把临墓壁画提升到研究者的高度。

古代的画匠，基本上知道怎么画就行。至於故事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很多人都不怎么关注。这就是匠人跟研究者的区別。

这部分，就比较难了。

要了解这些壁画的来歷出处，了解它们讲述著什么故事。

这样的话，在人物的身份以及站位神態各个方面上，就不会因为模糊的部分，而无法下笔。甚至，还可以溯源千年前古代匠人心中的所想所思。

因为这三个洞窟，研究所这边已经组织人集体临墓过，因此，苏亦进入洞窟之中临摹壁画，並没有美术组的人陪同，除了关友慧时不时过来看望他之外，大部分期间，陪同他的人，就是蔡维棠。

主要是小蔡同志年轻，属於新人，还属於学习阶段。

樊瑾诗就让蔡维棠跟隨著苏亦学习。这个学习，是真的学习，不管考古方面还是绘画方面，苏亦都全面领先於他，没法子，苏亦现在都是北大的老师，而蔡维棠则是兰大歷史系的工农兵学员，两者確实没啥可比性。

所以，苏亦既当学徒，也在当老师。

对於关友慧来说嘛，教一个是教，教两个是教。

而且，关友慧很快就发现，他能够教苏亦的地方，也不多了。首先这少年，跟他们当初来莫高窟之时完全不一样，他们来莫高窟之前，对於莫高窟並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甚至，参与壁画的临摹工作，都扭扭捏捏。

但是苏亦不一样，临摹就是临摹，一丝不苟，而且基本功也非常扎实，线描运用也非常嫻熟，跟他们初期临摹壁画的姿態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成熟的临摹者。

基本上临募壁画的步骤，放稿、修改、印稿、描稿、上色，再描最后一道提色线或定稿线描，几乎每一道工序，对方都不陌生，一看，就知道眼前的少年，没少参与壁画的临摹工作。

隨即一想到，对方从小在广州美院长大，自幼有名师指点，他也就释然了。

当然，真正让他惊讶的，还是苏亦对於各种佛教典籍的熟悉程度。

比如在临摹第275窟北壁的五铺连续展开的本生故事画的时候，他有些好奇问道，“看得懂吗”

苏亦点了点头，“由西向东可分辨故事內容依次为：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闍尼婆梨王本生、尸毗王本生、月光王本生、快目王本生。”

关友慧问道，“小苏老师，以前对於这几个洞窟的壁画有过研究”

苏亦说，“以前跟马师兄討论过，因此在北大的时候，也看过相关佛教典籍。”

两人恍然！

蔡维棠好奇，“小苏老师，这些都是出自於哪部佛教典籍记载啊”

苏亦说，“《贤愚经》！”

“《贤愚经》”

“是的，就是《贤愚经》，第275窟北壁壁画所见的五个故事的考证，虽散见於多种经典，然而只有《贤愚经》同时记录了这些故事。”

蔡维棠恍然，隨即好奇问道，“那能够通过这部佛经推测出洞窟的年代吗”

他只是隨口一问，也不真的期待苏亦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內，就研究出点什么东西。

然而，苏亦接下来的话，就让他自瞪口呆了。

苏亦说，“大致能！”

“啊还真的能”

苏亦点了点头，“根据《出三藏记集》关於《贤愚经》集成年代的记述，就可以推论第275窟壁画的绘製年代应在445年之后的北魏时期；根据《贤愚经》中多晋言”一词，推论该经应集成於435年之前，由此分析第275窟为《贤愚经》自高昌传往凉州，途经敦煌的北凉时期开凿。”

这话不仅把关友慧说愣住了，就连蔡维棠也满是意外。

这一刻，他终於了解为什么樊瑾诗会让他跟隨著苏亦学习了。

因为他全程都在懵比。

因为除了前面的《贤愚经》这本佛经之外，其他的，他都听不懂了。

然而，他听不懂，关友慧却听得懂啊！

听完苏亦的推测，他则瞪圆了眼睛。

“小苏，那你呢你有什么看法你认同哪一个”

苏亦在刚才的推断之中，给出“北魏”与“北凉”两个结论，这其中，肯定有一个是不正確的。

苏亦也没有绕弯子，“我倾向於后者！”

“北凉”

“是的，北凉！”

听到这话，关友慧满是激动。

“小苏老师，你这个结论太重要了。你等著，我现在就去找樊所长！”

听到这话，苏亦连忙说道，“关老师，別激动，我就是隨口这么一说，还没有详细论证，传开了，说不定就会闹笑话！”

听到这话，关友慧也冷静下来，“是我太过於激动了，但你说的《贤愚经》这部佛经，確实很重要，之前，我们都忽略它了。”

隨即，他又问道，“但是，小苏老师，你怎么根据同一部佛经，却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

苏亦说，“据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学者们多以宋元嘉二十二年（445）为《贤愚经》的集成年代，其根据为该书的《贤愚经记》————”

“如果仅仅根据成书年代来推测，就是北魏时期，而且我们都知道，歷代佛教经目中，以僧祐的《出三藏记集》的编撰年代为最早，且最具可信性。僧祐为南朝沙门，在编撰《出三藏记集》时使用的是南朝的年號元嘉。而隋唐两代却称之为后魏或魏，並且將元嘉二十二年替改为太平真君六年。

但是，无论哪部经录，都是以公元445年为《贤愚经》的集成年代。

因此，推测为北魏是没有问题。

但是，继续阅读经书之后，確实多次出现晋言”，这里的晋言”一语不是南北朝的北魏，应该是东晋的晋，这种现象不只见於敦煌本的《贤愚经》，还见於宋元明三版本校刊出版的《大正藏贤愚经》中，其释词就有43处使用了秦言”或晋言”，从这个方面来说，就可以推论《贤愚经》集成的年代依据，那么其集成年代当在（前）秦（东）晋之间。

若以前秦纪年为基准，则在公元395年之际。

虽敦煌未曾接受过东晋的统治，但从敦煌、吐鲁番地区曾使用东晋年號这一点来看，集译《贤愚经》时使用东晋之“普言”亦属自然。

若如此，集经年代则在公元420年之际。总之，《贤愚经》的集成年代似应不是通常所说的公元445年。

，”

苏亦说了一大通。

蔡维棠总算听明白了。

那就是苏亦通过翻阅《贤愚经》之后，发现书本记录的內容，跟集成年代有衝突。

简单来说，就是《贤愚经》的成书时间，还要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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