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1章 续1，异国他乡的第一场雨（1/2）

多伦多的雨和豫州不一样。

薛紫英站在律所楼下窄窄的门廊里，看着雨水顺着屋檐挂成一道珠帘。豫州的雨是急脾气，哗啦啦砸下来，砸完就走，干脆利得像法庭上的结案陈词。多伦多的雨却是慢性子，细细密密地飘，飘得没完没了，把整条街都笼罩在一种灰蒙蒙的温柔里。

她在这儿已经待了整一个月。

一个月，够她把新租的公寓收拾出一点家的样子，够她把周围三公里内的超市和中餐馆摸了个遍，也够她接手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有劳务合同诈骗的，有房东非法驱逐的，有雇主克扣工资的。案值都不大，但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当事人，眼神里都带着同一种东西。

那种东西她很熟悉。是人在异乡受了欺负、又不知道该找谁讨公道时的茫然。像一只被关在玻璃瓶里的飞蛾，看得见外面的光，却怎么都撞不出去。

她以前见过的，在陆时衍的律所里。只不过那时候她忙着计较胜诉率和计费工时，从来没认真看过。

“薛律师，您的咖啡。”

身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是她新招的助理，叫乔。多大法学院刚毕业的华人学生，圆脸圆眼睛，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股元气满满的冲劲，像是刚从校园温室里移植出来的树苗，还没经历过风霜。

薛紫英接过咖啡，道了声谢。

“薛律师，”乔站在她旁边，歪着脑袋打量她，“您又在看雨啊？”

“等个电话。”薛紫英。

“是等国内打来的吧？”乔眨了眨眼睛，笑得有点贼，“这一个月，您每次等完越洋电话，心情就会好一整天。都不用猜，肯定是那个姓苏的女总裁打来的。”

薛紫英被她得微微愣了一下，随即无奈地弯了弯嘴角。姑娘观察力倒是不错。苏砚确实隔三差五会给她打个电话，有时候正事——导师那起案子的后续审判进展，资本圈还有哪些残余势力需要追责——有时候纯粹是闲聊，她肩膀上的伤拆完线之后留了道疤，陆时衍那家伙煲汤的水平终于从“勉强能喝”进步到了“还算不错”。

薛紫英不知道自己和苏砚算不算朋友。她们之间的关系太奇怪了，奇怪到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来定义。在旁人看来，她们应该是情敌，至少是“前情敌”。但自从那个夜晚在医院里聊过之后，她们之间反而生出了某种奇怪的默契，像两块曾经互相碰撞过的磁铁，翻了个面之后忽然吸在了一起。

“薛律师，”乔又开口了，语气忽然变得有点犹豫，“下午约的那个当事人，您真要亲自去吗？我听他住的那片区域治安不太好，要不我陪您一起？”

“不用。”薛紫英摇了摇头，“你在所里等着就行，有急事我会打电话。”

乔“哦”了一声，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办公室。

薛紫英继续看着雨。

下午这个当事人是她主动找上门的。准确地，是她在翻看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旧档案时发现的。案子本身不大——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赵，在本地一家华人开的食品加工厂干了七年，去年查出尘肺早期，老板二话不把他开除了，一分钱赔偿没有。

老赵不会英语，不懂加拿大的劳工法，连法律援助中心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去年冬天他在唐人街的一家超市门口蹲了三天，见着华人面孔就问“你认识律师吗”，问到第四天，被超市保安赶走了。

薛紫英在档案里看到这段记录的时候，对着那几行字发了好一会儿呆。

她把老赵的资料调出来反复看了三遍，然后跟乔：“帮我约这个人，就我们不收钱。”

乔当时愣了一下，“薛律师，我们所还没接过这种案子，而且这种案子打下来少也得半年，费用——”

“费用我来垫。”薛紫英打断她，语气平静得像是在今天中午吃什么。

乔张了张嘴，大概是想起之前闲聊时听薛紫英提过，这位新老板来多伦多之前在跨国大律所干过合伙人，赚的钱足够她在多伦多市中心买套公寓。于是乔把想的话咽了回去，乖乖去约人了。

薛紫英其实算过这笔账。给老赵打这个官司，至少要投入半年的时间，期间能接的商业案件会少一半，律所的收入会很难看。但她想起自己在飞机上跟苏砚的那句话——“多做点好事，少做点亏心事”。话出去了，总不能只当口号喊。

老赵的住处离市中心很远，薛紫英倒了三趟地铁又换了一趟公交，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的。这片区域属于多伦多比较老的工业区，街道两旁全是低矮的红砖厂房和仓库，偶尔夹着几栋灰扑扑的居民楼。路边停着的车大多锈迹斑斑，有些车窗破了没修，用黑色垃圾袋蒙着。

她找到地址上的那栋楼，爬上三楼，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苍老的脸。那张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发白。但最让薛紫英心里一沉的，是他脖子上挂着的那根塑料绳，绳子上串着一张褪色的工牌，工牌上的照片还很年轻——一个穿着工装、笑得眯起眼睛的中年汉子。

“赵师傅？”薛紫英用中文，“我是跟您约好的薛律师。”

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窗帘全部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是常年不通风的闷味混着药膏的苦味，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像是希望被熬干之后留下的灰烬气息。

老赵请她在一张老旧的布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他坐下之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不是感谢，而是一句让薛紫英愣住了的问题。

“薛律师，您跟我实话，您觉得我这种人的命还值不值钱？”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要控诉什么，倒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确认过很多遍的事实。就像在“今天天气不好”或者“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

薛紫英沉默了几秒。

她见过太多当事人在第一次会面时情绪崩溃或者愤慨激昂。愤怒的人好办，愤怒明他还在期待公正。崩溃的人也好办，崩溃明他还没放弃。最难办的是老赵这种——他不愤怒也不崩溃，他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觉得自己不值钱。

“赵师傅，”薛紫英放下手里的文件夹，身体微微前倾，让自己的视线和老赵持平，“我不跟您谈命值不值钱。我是律师，律师谈的是法律。按照安省劳工法，您这种情况属于非法解雇加工伤赔偿，工厂需要支付您离职补偿金、医疗补助金和惩罚性赔偿金。”

她翻开文件夹，把整理好的法条和赔偿计算表格推到老赵面前。

“我帮您算过了。按您七年的工龄和去年的平均薪资，加上尘肺的医疗费用预估，最低能争取到这个数。”

她用手指在表格底部的数字上轻轻点了一下。

老赵低下头，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什么，但嗓子眼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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