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制度至上（2/2）

胡适此时也已将思绪理清了，提问道：“华隐，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要用法治来代替人治，这一点我与豫才兄自然也是认同的，但你说的“数目字管理”具体指的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呢？”

陈华隐心中不由叹服，这又是一个问到点子上的好问题。

毕竟中国是一个异常辽阔的国家，拿一些西方小国的经验来生搬硬套并无意义，哪怕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后世，在一个人口众多丶国情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试图用一套统一的数字标准管理一切，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适之兄，这样的进程当然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陈华隐略微思考了一番，进而解释道：“未必就需要一套统一量化一切的执行标准。当今国家的本质问题在于，国家上层是大而无当的官僚集团，下层是无数缺乏组织的农民，上下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当下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行政机关真正下沉到基层去，从而使得国家在统计丶税收等各领域能够有真实有效的数据作决策依据。这样在我看来就足以称得上数目字管理了。”

这其实就是陈华隐本身夹带的私货了，至少书里的原作者黄仁宇先生大概不是这么认为的。

毕竟黄仁宇先生创作这本《万历十五年》时是以17世纪末资本主义化后的英国作为成功的“数目字管理”范本，而陈华隐显然已经见识过更加标准的正确答案了。

一旁的周作人显然也明白了陈华隐近似于摊牌的阐释，当下意味深长道：“发动掌握基层......华隐，看来你在上海受雁冰兄的影响颇深啊。”

“何出此言？”鲁迅则针锋相对道，“今日只谈论国家出路，与政治原是无关系的。”

紧接着又是长达数小时的闭门长谈，好在迅哥儿家里买的四合院足够大，足以锁住一切激烈得有些过分的争辩声音。

但当书房的门再次打开时，四人脸上无不挂着有所收获的笑容，所谓集思广益的意义莫过于此。

至于四人究竟聊了些什么，后世学者对此无不好奇却又不得而知，只能从几个亲历者留下的只言片语中窥其一斑。

其中鲁迅先生的记忆中是这样的：

午后和适之丶启明一同去后院访陈华隐，其人向来是以小说新诗出名的，如今倒钻进旧纸堆去了。观其新作《万历十五年》第一章，初以为不过史家寻常议论，然而读着读着，竟忘了时辰。

我问他后文还要写些什么，他说还要写张居正丶海瑞丶戚继光这些人，都是一心想救这王朝，最后却都落了空。

我亦有所感，如今中国的困局，又岂只是袁世凯丶段祺瑞几个人私德败坏的缘故？实乃制度中已有痼疾！他说的那个“数目字管理”，我虽不能全然领会其中深意，却不得不承认其目光如炬，像是已经看见前路。

我向来不信轻易被别人说服，可读他的文字，听他说话，竟也生出几分相信来。这几年见过的文人也不算少了，大多如行走于暗夜一般，对于国家的前路，向来是茫茫然无所适从。

而陈华隐却如成竹在胸，仿佛早就知道这国家将来要走到哪里去。

我虽然说不清他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但也不觉被他感染，毕竟这样的自信总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