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从弥敦道回来（1/2）

招待所的白炽灯有些暗，灯泡里发出细细的电流声。

香港的夜色压得很低，窗外偶尔有车灯扫过，在斑驳的墙上晃一下，又很快暗下去。

陈守拙把紫檀西洋座钟放在掉漆的木桌上。

钟很沉，桌腿跟着晃了一下，连桌角那只搪瓷缸都轻轻碰了一声。

他转身去水房，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冰得刺骨。

陈守拙抹了一把，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落在白衬衫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回来后，他反锁上门。

门栓推到底，又用力拉了一下，确认锁死了，才走到床边，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封口也有些发毛。

他把里面的文件抽出来，一张张摊在发黄的床单上。

九批货的进出记录。

韩先宽签过字的调拨单副本。

何副所长盖过章的物资出门证。

这些东西，够红旗街废品站翻一轮旧账了。

陈守拙没先看金额，也没先看品名。

这些账，他早晚会一笔笔跟废品站算清楚。

他的视线从前几张纸上掠过去，最后停在那张泛黄的回执上。

举报信回执。

纸上的字已经有些褪色，但还认得清。

“1984年12月7日，红旗街。陈广福同志——你的举报材料已收到。我局正在核查，请耐心等待。——省文化局。”

右下角，盖着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的红戳。

红戳下方，是父亲用铅笔写下的两个字。

先生。

在香港那间办公室里，纪修白就在旁边。

陈守拙当时只看见这两个字，没来得及细看，就把文件收了起来。

现在，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陈守拙把回执拿近了些，目光沿着红戳慢慢往下移。

左下角还有一栏很小的印刷字。

签收人。

墨迹已经淡了些，但笔画还在。

陈守拙的手指停在半空。

不是“先生”。

是三个字。

温书言。

他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几秒，拇指在纸面上轻轻蹭了一下。

墨迹没掉。

不是后来添上去的。

“老白。”

左腕上的上海牌旧手表里，齿轮转了半圈。

“在。”

“温书言。”

陈守拙念出这个名字，声音不高。

“你听过没有？”

表壳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风声从破旧窗框里钻进来，呜地响了一下，又很快散了。

“温书言……”老白的声音里带着一点回忆的干涩，“这个名字，我在广福嘴里听过。”

陈守拙抬起眼。

“什么时候？”

“八四年冬天。”老白说，“广福为了那封举报信，跑了三趟省城。每次回来，棉鞋都湿透了，裤脚上全是泥。”

“他说过什么？”

“他说，文物管理科有个小温，人不错。”

老白顿了顿，像是在回那间办公室里的画面。

“每次去，小温都给他倒杯热水。还让他坐下，慢慢说。”

陈守拙看着纸上的签名。

钢笔字写得很规矩，横平竖直，一笔一划都收得住。连笔不多，墨迹均匀，能看出写字的人做事谨慎，不爱出错。

他指了指红戳。

“红戳上的科长，不是温书言。”

“嗯。”

“那他至少接触过这封举报材料。”

“回执上有他的签字。”老白说，“这一点跑不了。”

陈守拙没立刻接话。

他把回执放到最上面，手指压住纸角，脑子里的线索开始一条条对齐。

1984年12月7日。

父亲陈广福拿着举报材料，走进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

接待他的人，是温书言。

温书言收了材料，签了字，盖了章，把回执交给父亲。

按正常流程，这份材料很可能从他手里，递到了更上面的人那里。

递到了“先生”的桌上。

而“先生”看了一眼，就把材料锁进抽屉。

顺手给纪修白打了个电话。

三年后的大雪天，纪修白坐在货车副驾驶里，摇下车窗，看着站在废品站门口的陈广福，问了一句：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陈守拙的手指慢慢收紧。

纸张被压出一道浅浅的折痕。

“先生至少是温书言的上级。”他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声音慢慢冷下来，“或者，是能直接碰到这封举报信的人。”

“材料被压下来了。”

老白没有反驳。

“温书言后来怎么样了？”它问。

陈守拙没说话。

他脑子里浮出一个画面。

父亲穿着露棉絮的旧棉袄，站在办公室里。桌上的搪瓷缸冒着白气，温书言把热水往前推了推，示意父亲坐下说。

那时候的温书言，大概还相信规矩。

也相信自己收下的每一份材料，都会有人认真看。

可那封举报信，最后没有等来调查。

等来的，是纪修白那句问话。

一个能给穿破棉袄的捡破烂倒热水的科员，在材料被压下之后，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上？

陈守拙不知道。

他只知道，敢把举报材料接到手里的人，至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温书言就是这条线上的活眼。

只要他还活着。

纪修白手里的钟已经开了，文件也到了陈守拙手里。

这些东西，能证明货物从红旗街废品站出去过，能证明韩先宽和何副所长在其中留下了名字，也能证明纪修白接过那批货。

但要把“先生”从省文化局里钉死，单凭一张回执还不够。

“先生”完全可以说自己没见过举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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