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守陵之请，隐鳞戢翼（2/2）

随后，陆北顾对苗太后好言劝慰，保证会盯紧曹家，同时处理赵宗实，苗太后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他退出内东门小殿，殿门在身后轻轻合拢。

陆北顾站在廊下，望着暮色中的宫阙飞檐，沉默了片刻，然后整了整袍袖，向宫门外走去。

此后，赵宗实那份请求为先帝守陵的奏疏，果然在朝中激起了波澜。

率先站出来替赵宗实说话的，是右司谏司马光。

他上了一份奏疏，措辞恳切，言“宗实为先帝养子，自幼鞠于宫中，虽后出居外藩，然父子之情不可泯也。今先帝山陵已安，宗实请为先帝守陵，以尽人子之孝，此乃人伦之常，非有他意。望太后体念其情，允其暂归，以慰先帝在天之灵”。

奏疏递入通进银台司的当日下午，副本便传遍了朝堂。

陆北顾在枢密院值房里读罢誊本，将纸页搁在案上，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司马光这份奏疏，措辞不可谓不恳切，道理不可谓不正。

他不是在替赵宗实争什么名分，只是在替一个“先帝养子”争一个尽孝的机会，这正是司马光最令人头疼的地方他从不觉得自己在参与政治站队，他只觉得自己在维护纲常伦理。

翌日，谏院左司谏龚鼎臣上了一份驳议。

龚鼎臣的奏疏写得极有分寸，开篇先肯定司马光“所言人伦之常，固非无理”，继而笔锋一转，引《春秋》之义，言“诸侯之子，出居外藩者，非有天子之召，不得擅离封地”，而赵宗实虽非诸侯，然其身份特殊，一举一动皆关乎国体，若今日允其以“尽孝”之名离开所任职之州，明日便有人效其故智，以“尽孝”之名行“觊觎”之实，防微杜渐，正在于此。

龚鼎臣这份驳议一上，朝中的议论顿时分作了两派。

支持司马光者，多是台谏中素以刚直著称的年轻言官，他们未必与赵宗实有旧，只是觉得“尽孝”二字乃是天理人情，不应以权术之心度人子之腹。

支持龚鼎臣者，则多是历经风波的老臣，他们深知赵宗实身份的敏感性，更清楚眼下主少国疑，一旦开了这道口子，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

争论持续了几日。

这几日里，苗太后始终没有表态，只是每日照常垂帘听政，照常抱着皇帝出席经筵，照常在奏疏上批“付中书门下议之”六个字。

而她这份镇定，让不少原本心中忐忑的朝臣渐渐安下心来太后不急，至少说明局面尚在掌控之中。

随后，御史中丞张伯玉上了一份札子。

这份札子不长，却正中要害。

张伯玉没有引经据典，没有谈论人伦，只说了一件事先帝在日，曾亲口对两府相公说过“宗实宜安外藩”，此言有宰执共证，先帝既有此意，今日若允赵宗实离开所任职之州，是遵先帝之命，还是违先帝之命？

这份札子一上，支持司马光的声音顿时哑了大半。

因为无人敢公开说“先帝遗命不可遵”，便是司马光本人，也在看到这份札子后沉默了，没有再上第二份奏疏。

随后，富弼在政事堂召两府合议，专门议此事。

“先帝既有遗命，此事便不必再议。”

韩琦率先开口：“太后以先帝遗命婉拒宗实之请，赐帛五百匹、金百两，许其在所在州为先帝立祠遥祭。措辞宜温，赐物宜厚，不使他日后有怨言可发。”

嗯，韩相公还是很会站队的，如果历史线不变的话，濮议之中，他是支持英宗尊濮王为“皇考”的。

曾公亮微微颔首，补了一句：“另，宗实奏疏中有‘夜不能寐’之语，可见其思慕先帝之情深挚，朝廷可遣使慰问，以示优恤。如此，既不违先帝遗命，亦不伤宗实之心。”

富弼环视在座诸公，见无人异议，便一锤定音。

“便依此议。”

诏书当日便拟就，用玺后由閤门司发往赵宗实所在的州。

诏书措辞温煦如春风，开篇先嘉许其“孝思可悯”，继而以先帝遗命为由婉拒其请，末了赐帛、赐金、许立祠遥祭，恩礼备至。

赵宗实接到诏书后，上了一份谢恩表，表文写得极为恭顺，先是叩谢太后与皇帝天恩，继而自责“臣愚钝，不能体先帝深意，妄有陈请”，末了表示“谨当恪遵遗命，安于外州，遥为先帝守陵，以终余年”。

措辞之卑屈，语气之诚挚，让不少原本对他抱有同情的人都不由得心生怜悯。

实际上，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反而隐鳞戢翼的人。

而赵宗实这份谢恩表，表面上是在叩谢天恩，却是知道自己没机会了，但他心里不肯认，这里面压抑着的可以说全是隐忍。

为此，陆北顾约见了邓保吉，吩咐其着皇城司仔细留意赵宗实及其子嗣的交游往来。

虽然安慰苗太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轻松，但其实内心中也是有压力的。

这种压力不来自于赵宗实，赵宗实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可大幅度改变历史线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心理压力。

而后，朝堂又陷入了一系列争论。

不过倒不是因为赵宗实了，而是关于陪葬物的问题。

仁宗固然遗诏里说要节俭，可节俭不等于寒酸，堂堂大宋官家，不能下葬的时候什么陪葬物都没有吧？

但具体要放些什么，就很有争议了，毕竟这事仁宗也没吩咐。

翰林学士范镇上言，说听说大行皇帝受命宝与平生衣冠器用都想一并下葬，恐怕不符合大行皇帝恭俭的本意，衣冠器玩，请陈列于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展视，以慰思慕之情。

但这么下葬，显然是有些寒酸了，苗太后不太乐意，于是诏令检讨官探讨查考典故，并命两制、礼官详议。

政事堂的宰执们也觉得如果皇陵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太过寒酸，于是有意将仁宗的平生衣冠器用一起下葬，衣冠倒还好，但宫中器用大多都是金玉珍宝，跟着一起下葬，导致台谏的反对声音很大。

王陶上言称民力正困，其后京西转运使吴充，济州知州田棐相继上言，请遵先帝遗诏，山陵务必俭约，除了明器之外，金玉珍宝一律去除。

礼院编纂苏洵也写信给富弼恳切劝谏，甚至引用“华元不臣”之事来责备，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信足以称作雄文，写的很好，影响力很广，士林争相传抄，竟是一时间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随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郑獬上言称“先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衣冠洗了又穿，器物极尽简朴，这是天下所共知的事情，宰执们这般做乃是伤害先帝名声”。

因为朝野舆论压力实在太大，最后苗太后和宰执们都没能如愿，只得退让，仅以受命宝与衣冠陪葬。

但苗太后也不想让仁宗的身后事太寒酸，所以以私人身份赐给了灵驾会经过的郑州等州公使钱各五百贯，让地方官员尽量组织缙绅百姓迎送灵驾，把事情办得风光一些。

而朝堂则开始继续商议嘉祐十年最后的两件事情，即虞主从山陵迎回后祔于太庙之事，以及新帝明年正式开始使用的年号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