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章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2/2）

而后就是关于新帝的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年号，两制官员商议后，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给出了五个备选方案。

——大成、美成、丰亨、纯熙、景熙。

而两府相公们，则是对其进行最终的挑选。

首先就是“大成”，因字形似“一人负戈”，被认为寓意不祥而否决，随后则是“美成”，原理差不多，被拆解为“羊犬负戈”，而“丰亨”的“亨”被认为“为子不成”或“无子”，也被排除了。

最后剩下的是“纯熙”和“景熙”。

富弼比较钟意前者，因为出自《诗经&183;周颂&183;闵予小子之什&183;酌》的“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很有典故。

而韩琦认为，就《酌》诗的内容而言，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武功的乐章，有北伐意味，恐刺激辽国，故而被否。

最终只剩下一个四平八稳的“景熙”了。

正所谓“景行光明，熙和兴盛”，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领国家走向繁荣，使得国家在仁德之治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这个年号寓意不错，也实在是怎么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故而最终被选中。

这也就意味着，明年改元，就是景熙元年了。

而针对很多大臣非常关心的“进奉表”问题，富弼则是亲自定了调，进行了制度革新。

什么是“进奉表”呢？

就是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等，各派亲属进奉贺登基表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律推恩授官，甚至包括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有的所派之人根本不是亲属，也授给斋郎及差使、殿侍。

这个制度听起来就很离谱是吧？

但如果追溯到源头，那就能理解了，因为这其实是中晚唐时期，唐朝皇帝对藩镇的姑息之举，是用来安抚地方藩镇势力的利益让渡。

而大宋立国之初，因为地方上也有不少节度使，就这么沿袭了下来，后来太宗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事，其实地方是有些猜度的，所以仍旧需要出让利益安抚地方，就也没改，真宗继位则是因循旧例，仁宗继位时年纪太小，章献太后也未能革除纠正，就这么一以贯之了下来。

富弼再次成为首相，如今又是幼主临朝、太后垂帘，国朝重担几乎系于他一身，他也重新表现出了庆历新政时的锐意进取态度，是想要在新朝有所作为，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

因此，他就先捡“进奉表”之事开刀了。

富弼亲自写了奏疏给苗太后，并且还将奏疏内容有意透露了出来。

富弼的奏疏，意思就是说，国家的爵禄，本该留给天下贤才及有功有劳之人，如今让这些人无故得官，实在太过泛滥，况且近年官吏冗多，十倍于国初之时，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数年前另定条例，削减各类奏补恩荫的数额。

而若进表之人都得官，则又凭空增加数百入仕之人，此前所有减省之举都成虚设，如今纵然不能全罢这类恩赏，那些进表者若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可斟酌等级授一小官，若是无服属的非亲属，则量情赏赐金帛遣回，这样或许可以稍稍补救冗官之弊。

要陆北顾说，富弼还是太保守了，应该彻底取消才是。

不过富弼接下来的动作，还是让有志于新政变法的士大夫，相当欢欣鼓舞。

政事堂在富弼的主持下，通过了一条针对中书门下本身的政令。

旧制，堂后官升至员外郎，依旧供职，而景祐初年规定，升至员外郎便放外任，但因为堂后官未至提点则均不愿外放，便以所当转之官为子孙求恩泽，至今沿以为例。

富弼下令，如今拟令升至员外郎的，依旧供职，更不许求恩泽，而提点则按例虽依次递补，也应择才选任，今后如任内职事勤勉，年满之日即依旧供职，推恩任用，如废弛不称职，则不等年满，只给堂除知州。

所谓“堂后官”，就是中书门下里的“中书五房”，即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的首席吏职，国初多由吏员担任，后为提升素质，改由吏部选任进士乃至京朝官担任，但士大夫多以此为耻，故而政策效果有限，绝大多数“堂后官”还是吏员在担任。

而这些“堂后官”跟其他衙门乃至地方的吏员是皆然不同的，甚至在朝廷规定的级别里，也是官员，而非吏员。

至于“提点”的全称则是“提点五房公事”，这个差遣跟“堂后官”不同，从国初开始就由官员而非吏员担任，后来虽然允许成为“堂后官”晋升成为“提点”，但实际上竞争非常激烈，不仅是“堂后官”之间有竞争，其他官员也盯着这里，故此很少有“堂后官”能晋升成为“提点”。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堂后官”都会放弃外放升迁，留在京城为子孙谋福利，而这会导致这些高级吏员的子孙承袭他们的职位，形成盘根错节的吏员利益网，对于中书门下的官员施政是不利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本来就是弊政，而相较于官员，哪怕这些人是高级吏员，或者说其实是已经被视为官员的吏员，但终究也是好拿捏的。

因此，富弼选择了从这里开刀，并为接下来的景熙新政做准备。

十一月，他又下令审官院，称“凡京朝官有亲族妨碍应合回避者，如到任未满一年，即予对调；本县官相妨碍的，对调到本州另一县；本州官相妨碍的，对调到邻近路分。已满一年以上的，除祖孙及期服以上亲族照此对调外，其他亲戚则等任满成资后罢免。”

在嘉祐十年的腊月，大宋也完成了新一轮的户口和两税统计。

全国共有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七百八十三，丁二千九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三人，夏秋两税共收二千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三石，因为灾害免收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判大辟死刑的共一千七百三十六人。

这里要说的是，大宋的“户”指的是纳税和服役的基本家庭单位，一个“户”内可能包含多个“丁”和其他不列入统计的女性与儿童，“丁”则是特指承担赋税和徭役的成年男性，大宋的统计口径是二十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为“丁”。

因此，按照比例进行估算，目前大宋的总人口应该有九千多万，如果算上隐户，则在一亿左右。

转过年，景熙元年春，葬仁宗于永昭陵，虞主从山陵迎回，苗太后在琼林苑迎祭，参考章献明肃皇太后旧制，其乘大安舆辇，即形状如肩舆而略大，但无扇?，不鸣鞭，且侍卫数量减半，宫人不准呼“万岁”。

虞祭则由首相富弼代替幼主主持，将仁宗神主祔祭于太庙，乐舞名为大仁之舞，以曹玮、王曾、范仲淹三人配享庙庭。

至此，仁宗时代彻底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