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4章 国朝虽大，万难唯钱（1/2）

景熙元年开年之初，中枢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人事变动。

首先是两府相公。

张昪今年已经来到了七十三岁的高龄，他其实早就应该致仕了，但是此前被仁宗强行挽留了下来，一直在发挥余热，如今新帝登基，他便反复上疏请乞骸骨。

经过前后七次上表，最终苗太后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任命其为彰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即以“使相”衔致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政治惯例上来讲，整个仁宗一朝，不管是主动请辞还是被动罢免的宰相、枢密使乃至资历比较深的参知政事，通常都会被授予“使相”，出领大藩镇。

那么为什么是“使相”不是其他的官职呢？

是因为“使相”在文武官职都属于第一等的俸禄水平，“使相”以上，只有三师、三公，而其品级虽然崇高，但俸禄很少。

但士大夫致仕之后，收入主要依靠俸禄，其实就相当于养老金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出于体恤老臣的目的，都会尽量给“使相”衔。

随后，因为枢密院一直缺一个副使，已经拖了快一年了，所以两府进行合议，讨论枢密副使的人选。

最终推出的人选，是王畴。

王畴是天圣八年进士，参修《新唐书》，早在嘉祐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御史中丞兼权判吏部流内铨了，手握监察权与人事权，可谓是位高权重。

而且王畴的家世背景相当之硬，他出身马固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支，其父乃是同知枢密院事王博文。

再加上彼时的枢相，正是他的荐主贾昌朝，因此朝野皆以为王畴是一定会升任枢密副使继而进政事堂的。

可惜嘉祐年间的庙堂斗争实在是太过激烈，随着贾昌朝的倒台，王畴的青云之路，也就戛然而止了。

如今王畴是靠着同年的关系，走了富弼的门路，富弼也觉得需要在枢密院里安插一个自己人，用来维系影响力，同时压制王拱辰。

因此，富弼亲自在两府合议中推荐了王畴，不过欧阳修对此颇为不以为然，但也没当场拂富弼的面子就是了。

有了首相的力推，苗太后自然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可惜这项任命，却被知制诰钱公辅封驳并退还了，因为钱公辅认为王畴声望轻、资历浅，尸位素餐，不可重用。

陆北顾在三司任盐铁判官时，钱公辅是户部判官，后来高职低配，出任明州知州，监管明州市舶司事明州市舶司的成绩非常亮眼，钱公辅也因此得以回朝，破格擢升至知制诰。

钱公辅算不上哪派的人，他跟王安石的关系倒是很好，但其人个性非常强，而且脾气倔，认准了的事情，谁的面子都不好使。

因此，王畴的晋升不得不被暂时搁置。

这时候，韩琦又提出，起复吴奎担任枢密副使，因为韩琦眼下在两府里势单力薄，还是挺着急的。

但吴奎却不肯夺情，派他的儿子大理评事吴璟奉上表章恳切辞谢，坚决要求服完三年之丧以尽孝道，实际上就是不肯背上“不孝”的骂名，怕影响以后的仕途乃至身后名。

经过各方妥协，最终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陈旭复任枢密副使。

之所以说是复任，是因为陈旭很早就担任过枢密副使了，他是景祐元年那批进士里升迁最快的，没有之一，仕途非常顺畅，历任汉阳军通判、监察御史、右司谏、真定知府、河北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

但是他在枢密副使任上，遭到了台谏系统的弹劾，唐介、范师道等人联名上奏，称陈旭勾结内侍，随后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定州，如今才被召回复任枢密副使。

当然了，很多人对于陈旭升任枢密副使，也是颇有微词的，有御史弹劾称陈旭先前审录张彦方的案件故意减轻情节、开脱其罪状，是为了依附宰相刘沆，迎合温成皇后，借机徼幸。

不过因为枢密副使一职，已经前后更易三次人选了，宰相们心意已定，最终还是决定用陈旭。

至于两府相公以下，“四入头”这个级别的重臣，也是各有补缺。

首先是没能成功升任枢密副使的王畴，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以为补偿；其次是权发遣开封府沈遘，因为赈灾有大功，破格升任翰林学士；再次是前熙河路转运使，现任庐州知州冯京，被岳父富弼召回京中，补沈遘的缺，担任权发遣开封府，估计过个一年半载，就是正式的权知开封府了。

再再往下，便是台谏系统的变动。

谏院这边，知谏院赵抃，因在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任上参与过抵抗交趾军入侵的经历，以龙图阁直学士的馆职出任河北路都转运使，统筹河北边军对辽防务，而左司谏龚鼎臣，得以补缺升任知谏院。

御史台这边，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被任命为侍御史知杂事。

同时，景熙元年的春天，也有不少文武官员去世，其中级别最高的是观文殿大学士贾昌朝，朝廷为其追赠司空，谥号“文敏”。

这个谥号表面是美谥，但其实是明褒暗贬，“敏”字暗讽其为人机敏过度、心机太深。

不过怎么说呢？

党争终归没到完全不顾脸面的地步，在世的时候虽然斗得厉害，但死了也就没必要非得给恶谥了。

不然的话，谁没死的那一天呢？谁能保证自己死后不被给个恶谥呢？

当然了，要是按照历史线的发展，党争继续加剧，以后改个“缪丑”也不是不可能。

除此之外，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赵滋，因为南征交趾留下的旧伤复发而去世，追赠遂州观察使。

赵滋为人廉洁谨慎，哪怕是公使酒都不会从衙门拿回自己家里，但生性严苛，故而治军严格，士卒多有怨言。

陆北顾颇为伤感，亲撰“清操肃戎，将星沉野”之挽幛，并上门祭奠。

时间进入景熙元年的夏天，朝局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

富弼以首相的身份总揽政务，韩琦在政事堂安守其位，不再轻易挑起争端，而中书门下与枢密院之间虽偶有龃龉，但大体上仍保持着自嘉祐年间延续下来的合议之制。

在这种状态下，两府开始推动各项新政，首当其中的便是最重要的开源节流。

毕竟，国朝虽大，万难唯钱。

政事堂。

首相富弼坐在左侧首位，面前摊着三司使张方平呈来的财政收支预估节略，节略上的朱笔赤字看的人实在是脑壳疼，大概翻了翻，富弼就把它扔到案上了。

在他下首，韩琦、欧阳修、赵概、张方平依次列席，而对面则是坐着曾公亮、陆北顾、王拱辰、陈旭。

“今岁夏税入库在即，然去岁旱蝗之后，各路元气未复，三司预估今岁收支仍有缺口。今日请诸公来，便是要议一议开源节流的事，诸公各陈己见吧。”

三司使张方平率先开口：“节流之策，三司已拟了几条。其一，万岁节旧赐僧道师号、紫衣、祠部戒牒三百道，贵妃、修仪、公主另有所请者不在其数，今请减为二百道，所请者在此额内。其二，放出宫女三百三十五人。这两条，请两府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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