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大姨伯（2/2）

老三吓得够呛，说要请人来看看。我没让，只是每天晚上往窗台上放块饼干，再倒杯热水。第二天早上，饼干没了，水杯是空的，窗台上的烟味淡了点，像被风吹散了。

“你就不怕？”老三看着我往窗台上放饼干，一脸不可思议，“万一他害你呢？”

“他没害我，”我把水杯摆好，“他只是一个人坐着，有点孤单。”

其实我也怕过。有次半夜起夜，看见那个军装老爷爷站在宿舍门口，背对着我，烟袋锅的红光在昏暗中亮着，蓝布褂子上有个破洞，像被子弹打穿的。我吓得腿都软了，贴着墙根溜回床上，蒙住头，大气不敢出。

可第二天早上，窗台上的饼干还是没了，水杯还是空的。他只是来看了看，没做别的。

后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到本旧校史，里面有张黑白照片，一群穿军装的人站在山脚下，前排左数第三个，就是那个老爷爷，穿着蓝布褂子，笑得很精神，胸前别着个军功章。

照片兵为我校校友，牺牲于后山剿匪战斗中。

原来他是老兵，原来他就牺牲在后山。他不是在乱逛，是回自己的学校看看，像个普通的校友，抽袋烟，看看月亮，再吃块小孩给的饼干。

从那以后，我不再怕他。甚至会对着后山喊：“爷爷，今天的饼干是巧克力味的，你尝尝。”

烟袋锅的红光会亮两下，像在说“谢谢”。

上大学后，我住的出租屋在老城区，楼下是条小吃街，晚上吵得很。可我总能在嘈杂的人声里，听见楼梯口有“咯噔咯噔”的声，像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往上走，一步，一步，很慢，走到三楼就停了——我住三楼。

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半夜，刚走到三楼，就看见个穿旗袍的阿姨站在我的房门口，背对着我，头发盘得光溜溜的，旗袍是墨绿色的，上面绣着朵大牡丹，在楼梯灯的光里，泛着幽幽的光。

“阿姨，你找错门了吧？”我掏出钥匙，心里有点发毛。她的旗袍看着很旧，布料硬挺挺的，像放了很多年。

她没回头，却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像老式留声机里的调子：“请问，王先生住在这里吗？”

“王先生？”我愣了一下，“这屋以前住的是个女生，没听过姓王的。”

她沉默了会儿，肩膀好像垮了下去，像泄了气的气球：“哦……我找错了……”

“你找他有急事吗？”我打开房门，想让她进来等，“也许我能帮你问问房东。”

她终于回头了。脸很白，嘴唇涂着红胭脂，像唱戏的，可眼睛里没有光，黑沉沉的，像两口井。她看着我，突然笑了，嘴角咧得很大，露出两排尖尖的牙：“不用了……我已经找了他七十年了……”

说完，她的身影突然变淡了，像被风吹散的烟，墨绿色的旗袍在昏暗中闪了闪，彻底消失了。楼梯口只剩下我一个人，手里还攥着钥匙，手心全是汗。

第二天问房东，房东说，这栋楼以前是家舞厅，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穿墨绿色旗袍的舞女，在三楼的楼梯口等她的心上人——一个姓王的军官，等了三天三夜，没等来，就从三楼跳下去了，临死前还喊着王先生的名字。

“她是不是天天在楼梯口走？”房东叹了口气，“以前住三楼的人都说，晚上能听见高跟鞋声，可开门一看，啥都没有。”

我没再说话。原来她不是来找王先生的，她只是在重复七十年前的等待，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在门口站一会儿，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像个停不下来的钟。

从那以后，我还是会听见楼梯口的高跟鞋声。但我不再害怕，只是在她走到三楼时，轻轻打开门，往门口放块糖——她旗袍上的牡丹，像极了我奶奶年轻时爱吃的水果糖的包装纸。

糖第二天早上会不见，像被什么东西拿走了。高跟鞋声好像也轻了点，不再那么“咯噔咯噔”地敲心。

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身边这些“看不见”的邻居。

在公司加班到深夜，会看见个穿西装的叔叔，坐在我对面的空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叹气，手指在键盘上敲来敲去，却什么字都打不出来——同事说，这个工位以前的人，是在加班时突发心梗没的，电脑里还有没做完的方案。

我会给他泡杯咖啡，放在桌角。第二天早上，咖啡杯是空的，电脑屏幕亮着，没做完的方案，被人补全了结尾，字体歪歪扭扭的，像用左手打的。

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会看见个老奶奶，坐在我旁边，给怀里的布娃娃梳头发，嘴里哼着跑调的儿歌。小区的保安说，她是前年冬天走的，唯一的孙子在外地，走的时候，怀里还抱着这个布娃娃，说要等孙子回来给她梳头。

我会跟她聊聊天，说“今天天气真好”，说“您梳的辫子真好看”。她从不回答，可布娃娃的头发会被梳得整整齐齐的，像有人用心打理过。

朋友们都说我胆子大，说我不怕这些“东西”。可他们不知道，我也怕过。怕大姨伯裤腿上的湿痕，怕红裙子阿姨黑洞洞的眼睛，怕穿军装的老爷爷突然回头，露出张血淋淋的脸。

只是怕着怕着，就发现他们其实很简单。大姨伯只是想再看看我，红裙子阿姨只是太伤心，军装老爷爷只是想回学校看看，穿旗袍的阿姨只是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没说完的话，有没做完的事，有放不下的人。只是他们走得急，把这些念想留在了原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像卡住的磁带。

有天晚上，我又梦见了大姨伯。他还是穿着蓝格子衬衫，举着我转圈，胡子扎得我脖子痒痒的。他笑着说：“小宇，别怕，我们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还在呢。”

醒来时，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楼下的早点摊已经支起了油锅，“滋啦”声混着豆浆的香气飘上来，像极了小时候住的老巷。我摸了摸脖子，好像还能感觉到大姨伯胡子的扎痒，眼眶突然有点热。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他们”，也渐渐明白，所谓的“阴阳眼”，或许不是什么特殊的能力，只是老天爷让我多了个窗口，能看见那些被遗忘的念想。他们不是来吓唬谁的，只是想被记得，想让活着的人知道，他们没走远。

上个月，小区里的张奶奶走了。她生前总爱在楼下的花坛边种月季，每天早上都提着个小水壶浇水，看见我就喊“小宇，来闻闻这朵香不香”。

她走后的第三天，我加班回来，看见花坛边有个老太太的影子，正蹲在月季丛前，用手轻轻拂过花瓣，动作跟张奶奶一模一样。月光照在她身上，淡淡的，像层薄纱。

“张奶奶，”我放轻脚步走过去，声音很轻，“您种的月季开得真好，比上次那朵还香。”

影子顿了一下，慢慢站起来，转过身。我看不清她的脸，可能感觉到她在笑。她的手里好像提着个小水壶，壶嘴往下滴着水，落在花坛里，“滴答”一声，像在回应我。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那丛月季里，新开了一朵大红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像是刚被人浇过。

同事小李最近总愁眉苦脸的，说他爷爷走后，家里总丢东西，先是爷爷的老花镜，然后是他常坐的藤椅，明明放在客厅，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阳台，椅面上还沾着点泥土，像被人坐过。

“你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没放心的？”我给他泡了杯茶，“他生前爱去哪？”

“爱去后山钓鱼，”小李叹了口气，“走的前一天，还说要去钓条大的，给我下酒。”

我想了想，说：“你试试把他的钓鱼竿找出来，放在阳台，再摆个空酒壶。”

小李半信半疑地照做了。第二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家里不丢东西了，早上起来，看见钓鱼竿的鱼线被人抛了出去，缠在阳台的栏杆上，酒壶里多了半壶清水，像有人偷偷倒进去的。

“他是不是……还想钓鱼？”小李的眼睛有点红。

“也许是想钓条鱼，陪你喝杯酒，”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就是舍不得你。”

人这一辈子，好像就是在不停地告别。有些人走得急，没来得及说再见，就只能借着风，借着雨，借着那些不起眼的小动静，告诉活着的人：“我还在惦记你呢。”

而我，不过是个幸运的旁观者，能看见这些藏在风里雨里的惦记，能替他们把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告诉那些被惦记的人。

前几天回老家，妈妈翻出个旧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大姨伯穿着蓝格子衬衫，抱着小时候的我，笑得一脸褶子，阳光落在他肩膀上，暖融融的。

“你大姨伯走的前一天，还打电话问你考试没考好，”妈妈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说等你放暑假，就带你去河里摸鱼。”

我看着照片，突然想起那天傍晚，客厅阴影里的大姨伯，他裤腿上的湿痕，或许不是车祸的血，是去河里摸鱼时沾的泥。他站在那里，是不是想告诉我：“暑假到了，我来带你摸鱼了。”

喉咙有点发紧，我拿起相册，往院里走。老院的梧桐树下，放着个小马扎，是大姨伯以前总坐的那个，木纹里还嵌着点烟丝。

我把小马扎搬到阳光里，像小时候那样，坐在旁边，对着空气说：“大姨伯，今年夏天雨水多，河里肯定有大鱼，等我有空了，就去摸一条，给你下酒。”

风穿过梧桐叶，“沙沙”响，像有人在笑。小马扎轻轻晃了一下，像被人坐了一下，椅面上的阳光晃了晃，暖得像他当年的怀抱。

原来所谓的“阴阳眼”，从来不是什么惊悚的诅咒，只是让我明白，那些离开的人，其实从未离开。他们就在阳光里，在风里，在我们没注意的角落里，悄悄地看着，等着，直到我们把他们的念想，好好地接过来，放在心里，带着往前走。

就像此刻，我仿佛又听见了大姨伯的笑声，混着梧桐叶的“沙沙”声，在老院里轻轻地荡，荡成了一首没唱完的歌。